在这些吊唁的人中，还有几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是朝廷通缉的政治犯何颙，也就是那位曾经盛赞过曹操的党人领袖。这个神秘人物此刻正被宦官们高价悬赏捉拿，却秘密地现身于袁府。何颙是来吊丧的，但有更重要的事与袁绍商谈。

自从遭党锢之祸而被中官们通缉，何颙的行踪就变得十分诡秘，但是周围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实际上在到处串联立志干一番事业的各路英雄豪杰。借着袁绍为母亲办丧事的时候，何颙密潜而至。

他们商谈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但是袁绍行完母丧后决定追行父丧，时间也是三年，其实是借服丧为名继续隐居起来，这一决定很可能与何颙等人商谈的内容有关。

袁绍早年丧父，可能没有来得及行父丧。现在主动提出追服三年父丧，于情于理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朝廷批准他延长三年丧假，袁绍的名声进一步因为孝心而扩大。

当然，再隐居三年不出不是为了换取声名。何颙等一帮人认为，现在时机还不到，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还必须等待和准备，而洛阳耳目众多，反倒不如汝南郡这里便于活动。于是袁绍在父亲袁逢的墓前修了一座草庐，大家看到他一整天都在看书或深思，而到了晚上，他开始接待秘密的访客。

行完父丧后，袁绍回到洛阳，按惯例他可以继续因行父母丧而中断的仕途，要么接受朝廷的任命，要么接受公府的征辟。但回到洛阳后，袁绍的行为方式更加低调，虽然也有公府征辟，可全被袁绍所谢绝。他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

能经常接触到袁绍的，除何颙外，只有张邈、许攸、伍孚、吴子卿等几个人。这几位都不是普通人物，王粲在《英雄记》里，把他们称为“奔走之友”。

张邈、许攸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们也与曹操早年相识，这些年来，与袁绍的来往更密切。

伍孚字德瑜，跟袁绍是同乡，都是汝南郡人，是侠士一类的人。吴子卿的情况不太清楚，应该跟伍孚相类似吧。

他们应该算党人和士人的新生代，与前辈不同的是，他们对社会和汉室朝廷的看法更清醒、更深刻，因而也更绝望。他们都有参与救世的大志，但不把希望再寄托在天子或者现有官僚体系身上。比如像何颙，早年与李膺、陈蕃互相引为同志，但一夜之间，重要的党人或被杀戮，或被禁锢，而何颙本人被朝廷长期通缉。

血的事实不断教育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更加理性和现实，他们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不是杀几个宦官或权臣那么简单，要干就要干彻底一点，改朝换代也再所不惜。

在他们眼中，袁绍是可以高举的一面旗帜，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又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现在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联系同志和豪杰，把准备工作做到最充足，一旦最佳时机到来，立即出手，一举而成。

于是，他们的活动中心随着袁绍回归京师而转到了洛阳，除了以上骨干分子外，他们还秘密联系各地的豪杰志士，史书记载竟然达到上千人之多。但这样以来，无论做得多么机秘，也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一天，新的宦官首领之一中常侍赵忠对下面的人说：“袁绍这个人只顾抬高自己的身价，不应召募，而是私养侠士，不知要想干什么（此儿欲何所为乎）？”这话后来传到了袁绍的叔父、本朝太傅袁隗耳朵里，袁隗立刻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把袁绍痛责了一番，并且限袁绍马上断绝与那些江湖朋友的来往，应公府征辟老老实实出来做事，以绝他人非议，不给袁家带来灾祸。

袁绍也预感到有树大召风之虞。刚好就在这个时候，大将军何进征袁绍为属下（掾吏），袁绍这一回不再扭捏作态，而是痛快地应征了。

袁绍到大将军府上班以后，深受何进的依重，他本人利用这个舞台，变得更加活跃。听说老朋友曹操重新复出担任军职，袁绍立即前来拜访。

袁绍给曹操透露了一些他的想法，但他不会说得太深，因为曹操还不能算他们的核心成员。不过，袁绍很清楚，曹操可以视为“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