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04年，亨利·亚当斯——他把自己描述为“巴黎一位上了年纪、胆小羞怯的单身绅士”——记录了他的惊讶：对蒸汽动力和电力年复一年的扩张，对放射能的发现；他提出了“加速度法则”的概念。他指出，人类所能支配的能量总量，增长得越来越快。“粗略地说，全世界的煤产量在1840至1900年之间每10年增长一倍，就已利用能量的形式而言，每吨煤所产出的能量，1900年是1840年的3倍或4倍。”他期待着一个异想天开的未来：人类可利用能量将会不断增长，直到最后，“新美国——无穷无尽的煤碳能源、化学能、电能、放射能以及尚未确定的新能量之子——必将成为一种可以跟从前任何一种自然造物相媲美的神。”

亚当斯继续写道，以1800年以来的前进速度，“每一个能活到2000年的美国人都会懂得如何控制无限的能量。他会以极其复杂的方式思考，这种复杂性对更早的头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他会处理完全超出早期社会范围之外的难题。对他来说，19世纪将跟4世纪处在同样的层面上——同样像孩子般的天真——而且，他唯一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两个世纪，知识是如此之少，力量是如此之弱，如何能做这么多事。”

在20世纪中叶，细心观察美国技术惊人进步的人很可能感觉到了跟亚当斯1904年所感觉到的类似的困惑。因为，自亚当斯时代以来，美国生活环境中对能量的应用不仅以令人晕眩的速度增长，而且似乎一直在急剧加速，未来有希望进一步跳跃式前进。在1930年代晚期，很多经济学家都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已经到达了一种“成熟经济”；然而，我们正在目睹一场技术革命，它完全比得上蒸汽机引入之后的那场革命，而且速度远远快得多。在1935至1950这15年的时间里，美国技术大阔步向前，至少像当年被亨利·福特的装配线所戏剧化的那种进步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种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个变革过程的顶点，而只是预备阶段，这场变革必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我们在第2章中已经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是如何解放了美国工业的生产力；美国的制造商们，当国家要求他们走上前来、除了数量和速度之外不要考虑成本或任何其他东西而一心生产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爆发出了举世震惊的活力。但我们仅仅是粗略提及了战争刺激创造发明和技术变革的方式。实际上，在战争期间，政府——通过它的“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及其他机构——经常说的话是：“这项发现是否可能有军事价值。如果是的话，那么就开发它，并把它投入使用，让该死的成本见鬼去吧！”结果被比喻为：一大帮专家搜遍满桌子的科学论文，抽出那些看上去似乎有用的篇章，然后征募各种各样的天才，拨出可能需要的所有款项，把方案转变成有军事价值的商品。

当然，经典的例子是“曼哈顿计划”，在1939年实现原子分裂、以及1940年美国的实验证实此事之后，政府不久就以数十亿美元的成本启动了该计划，并把研究、工程与制造试验、以及开发压缩到了5年之内，这些工作，如果用别的方式，可能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另外还有数不清的例子。比方说，正是在1929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第一次描述了青霉素。多少年过去了，他所发现的东西的可能性才得以实现。直至战争到来，青霉素才适合于医学用途。但接下来的工作，推动得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在战争结束之前，这种药物就得以大规模供应。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保护英国免遭德军轰炸的迫切需要下，罗伯特·沃森瓦特和其他英国研究者在研发雷达上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以及他们的发现在美国雷达设备大规模制造中的利用，还有成千上万美国年轻人在电子学的原理和可能性上所接受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