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所引述的这些发展，大多是基于国外的科学发现。我们应该记住，我前面所说的比喻性的满桌子论文都是国际性的；战时新产品和新设计赖以产生的基础性工作，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都是欧洲人做的。美国最有效率的贡献，是组织研究的能力（尤其是应用科学研究）；是建立红红火火的生产线的能力；以及以最快速度做大事的热情。

战争危机前所未有地让纯科学家、应用科学家、制造业管理者、军事指挥官和政府行政官员走到了一起，并让他们结成了合伙关系，这有力地影响了他们未来的互相理解。一直在大学实验室里深居简出、并对自己毫不操心其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引以为傲的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如今被推入了那种实际得要命的紧急工作，跑到华盛顿去跟将军、官僚、工程师和制造商们协商；如今，这些人对科学家的学术热情有了一种新的尊敬，对他们来说科学突然变得这样至关重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带偏见的理论研究，其品格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会莫名其妙地受到玷污，尤其是，很多科学天才连续不断地转入政府的特殊项目（这一趋势甚至持续到了1945年之后），是否会减缓我们在纯科学上的前进步伐。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期间，科学领域发生了一次刺激相关各方思想的交叉受精。很多教授因为他们新的接触而被注入了活力，很多企业管理者从华盛顿带回了对科学研究的未来潜能的全新洞察。

总而言之，在战争期间，美国的科学技术经历了一次温室中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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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战争所催生的这次繁荣，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加速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口袋里叮当作响的现金，让数不清的普通美国人时刻准备在第一时间购买并使用最新式的机器。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后，这股风潮依然在继续。

首先，似乎人人都想要一辆新汽车，这在战争期间很难买到。从装配线上搞到新鲜出炉的新车成了炙手可热的工作；人们在谈论他们“把自己的名字报给”经销商已经有多少个月（或年）；旧车生意很活跃；这是汽车制造商们赶不上需求的那些年的情形。在他们能满足需求之后，仅1950年，他们就卖掉了800多万辆汽车——比整个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汽车保有量还要多。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在战后那些年里，农民买来了一台新拖拉机、一台玉米采摘机、一台挤奶机；事实上，他和他的邻居装配了一支庞大的农业机械编队，供他们共同使用。农民的妻子得到了她一直想买、但在大萧条期间却买不起一台闪闪发亮的白色电冰箱，一台最新款式的洗衣机，以及一台低温冷藏柜。郊区家庭安装了洗碗机，购买了剪草机。城市家庭成了自助洗衣店的主顾，客厅里有了一台电视机。丈夫的办公室里安装了空调。诸如此类，数不胜数。

这些用于工作和生活的机器基本上很少是新出现的。很多机器早就上市，并被使用了很长时间。本质上，正是繁荣使得这些机器被广泛地使用——繁荣加上各种各样、有时候互相敌对的力量，比如新政的死对头电力工业，以及新政的产物：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它们之间的合作至少是美国农业电气化的部分原因。在1935年，只有10%的美国农场通了电；到1950年，这个比例超过了85%。

一位从前的阿肯色州居民，在长期离开家乡之后于20世纪中叶回到费耶特维尔，他说，他在附近农场里看到的最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是，它们几乎全都通了电；在他儿时，用电照明的农场非常罕见。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份通俗杂志的编辑计划发表一部反映农民妻子日常生活的配图故事，他们后来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他们的记者和摄影师所遇到的农民妻子拥有如此之多的机械厨房设备，以至于在摄影镜头里很难把她们跟城里的家庭妇女区分开来。1950年，一个英国的“生产力小组”访问美国，研究正在使用的农业方法，并走访了大量的农场，从新泽西到内布拉斯加。他们的兴趣，并不在高度机械化的大农场，而是集中在家庭规模的农场，这些农场由农民和他的家人（多半还雇一个帮手）打理。他们注意到，这些农场不仅广泛地、越来越多地使用诸如机引犁、圆盘耙、种玉米机、摘玉米机、联合收割机、挤奶机、自卸拖车之类的机械设备，而且，在一家接一家农场，为了利用这些机械，工作都被重新组织。农民不再认为机器只不过是骡马或人力的一种富有效率、不知疲倦的替代品，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让自己能够以新的方式干农活的装置，比方说，使用烘干机以保存牲畜饲料中的维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