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最顶端的1%--真正有钱的富人，我们粗略地把他们归类为年收入16,000美元以上的群体--他们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按税后计算），到1945年，已经从原先的13%下降到了7%。

问题马上来了。在减少高收入群体的份额、增加低收入群体的份额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是不是在简单地“劫富济贫”呢？（富人常常是这么认为的，尤其是在3月15日前后。）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富人获得了一块更大馅饼的相对较小的份额。即使在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之后，你还是会发现，所有美国人总的可支配收入在1929至1950年之间增长了74%。这是非常可观的增长。所以，尽管富人在相对意义上吃了一点亏，但我们很难说他们在绝对意义上吃了亏。

你可以给这一观点加上一个有趣的注脚。我们刚刚说到的工资的巨大增长，总的来看并没有使利润减少。事实上，当我们把1929年的数字跟1950年的数字做个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在这段时间里，总利润的增长虽然不大，但跟总工资比起来，增长得更明显。我们不妨引用“新英格兰理事会”那句恰到好处的口号，叫做：“水涨船高”。（富人为什么没有因此而大有斩获呢？因为部分利润被留了下来，用于扩大生意；因为红利分配得更为广泛；当然，还因为税收提高了很多。）

然而，富人在地位上的变化是非常惊人的。有人冷嘲热讽地说，再也没有合法的富人了；只有偷税者和靠报销单过富裕生活的人。这当然不是真的。你完全可以合法地利用联邦所得税法中的资本收益规定，继续留住某些金融交易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石油商人利用所得税法规定的27.5%的损耗，确实挣到了丰厚的利润。依然有一些免税证券，对那些资本足够大的人非常有益，即便利率很低，他们也能凭借大资本而获得丰厚的收益。但总的来说，大宗收入已经被国税局的征税官们给劈成了碎片。

不妨提供一个稍微带点假设的例子。根据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公开记录，1950年的最高薪水，是通用汽车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所挣到的626,300美元。其中部分是他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里即将陆续到手的股票和现金；但我们不妨假设它们全是现金，在1950年一次性交到他的手里，并且，他必须按照626,300美元缴纳联邦所得税，此外别无其他--没有任何例外的扣除。那么，政府将会拿去其中的大约462,000美元，只留给他164,300美元。这样的收入当然不能叫穷，但也不是那种让人可以存下几百万的收入。

至于有些人，他们拥有继承来的巨额财富，或者是在税收很低的日子里积攒起来的自有财富，并有大公司要维持，而且，到头来还要对那些不怎么富有的亲戚朋友负担起各种各样的道德义务--除此之外，他们还知道，大学、中小学、医院和慈善团体还要指靠像他们这样的人提供可观的捐赠（因为偷税者、赌徒、甚至还包括很多最有钱的新富，都不认可诸如此类的责任和机会）--当税收和物价都增长的时候，他们的困境，常常被概括为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根本没有阔起来这么回事，只有更大规模地穷下去。”

因此，富人钟情于国债和地方债券（它们收益不大，但免税）；钟情于资本收益税（它比常规所得税要低很多）；钟情于公司股票的额外酬金（它有增值的潜力）；钟情于让酬金能分布在很长时间段里的五花八门的设计。（比方说，你订了一份30年的合同，包括你10年完整服务的酬金，以及这之后“咨询”服务的酬金，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在你的有效服务结束很久之后，依然长时间地获得收益。）

因此，很多好胜心强过良心的人，都倾向于靠现金生活，希望躲过收税官的眼睛--如果是新近阔起来的暴发户的话，确实能暂时躲过。（众所周知的富人--财富的继承人和大公司的经营者--很少能做到，因为收税官一直眼巴巴地盯着他们。）我要是国税局调查人的话，我会通过销售账单紧追那些掏钱购买貂皮大衣或钻石的人，但我一点也不奇怪，这些调查人总是通过看报纸来获得珠宝大买家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