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总是洋溢着矫揉造作的亲切和蔼），可能要面对少数令人为难的问题，以及少数反对的言论，但绝大多数股东都寄出了赞成经理层的委托书，抗议者因此被一位站出来投下几百万反对票的绅士给彻底打败。我本人曾出席过一次年会，由于缺乏任何反对派，会议的进程更加干净利索：会议记录提前就准备好了，它们被慢条斯理地宣读，在适当的时刻，不同的董事对不同的暗示作出回应，提出适当的决议并表决通过。由于他们早就知道，摆放在他们面前桌子上的一捆捆委托书，授予了他们充分的法律权力，采取符合股东利益的行动，因此更加巩固了他们的权力。

假如一位股东不喜欢公司的运作方式，结果会怎样呢？只有当他是个怪人，或者是特殊种类的斗士，或者是试图制造轰动的政治家，他才会试图反对一家真正大公司的管理层。否则的话，他所能做的，就是卖掉手里的股票，并且走人。

他手里的通用汽车的股票，或古德伊尔公司的股票，或联合航空公司的股票，对他来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代表这家强大企业的部分所有权和控制权；它所代表的，是一种获得收入（或利润）的方式，他对这些股票的权利，被他藏在自家保险柜里的一张装饰精美的纸片所证明；他对公司命运的兴趣，很可能主要采取了这样一种形式：时不时地瞧一眼股票市场的公告栏，看看股价是涨是跌。如果他不喜欢他所看到的结果，就卖掉股票。

管理层对他的尊敬，远远超过世纪之交的时候对多数股东的尊敬，那时候，管理层可能根本不告诉他们关于公司发展的任何事情，要么顶多交给他们一大堆冷冰冰的统计数据。如今，他会得到详尽而生动的报告，里面塞满了更形象地显示公司运作的照片，以及各种图表，公司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花掉的钱，其金额在这些图表上被一堆堆的硬币所代表。我尚未见过一份附有这样一张照片的年报：照片上是一个笑眯眯的、穿着游泳衣的年轻姑娘；但我敢肯定，一定有这样的年报：在20世纪中叶，任何一种推销术的集中努力，如果没有这一标准的快乐符号，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症结恰恰就在这里。在很大程度上，股东被当作顾客来看待；不是被视为所有者，而是被视为一个要极力巴结的人，唯恐他光顾别的地方。

潜在的反对，通过销售的出口消失了，管理层大权在握——在大多数大公司里，管理层实际上能让自己永远存在下去。在一家大公司——比方说美国电话公司，它的股东超过100万，没有一个人的股份超过总股本的1‰——事情不这样管理的话又能如何呢？

看看美国商业的这一部分，我们差不多会发现，我们眼下的经济制度更适合被称作“管理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所有这些，为很多留心多年的观察者所熟悉。但还有一种变化，并没有得到这么广泛的认识，尽管它也被见多识广者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