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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的事情，莫过于看清自己时代的生活和制度。报纸帮不了什么大忙。因为他们总是记录不同寻常的事情，而不是记录寻常之事。杂志有时候能帮上一点忙，但它们也不得不集中于那些惊人之事；总体上，广播和电视也是如此。摄影师们所搜寻的，往往要么是异乎寻常的东西，要么是生动如画的东西；作为反映最近历史的图文书的生产者，我常常吃惊地发现：表现任何给定时期的事物平凡而日常的一面、或表现被普遍接受的做事方式的图片极其缺乏。即使当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打量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也总是受制于我们头脑里的既有观念，而这些观念，要么来自于父母，要么得之于学校。打量完之后，当我们开始总结归纳我们的观察材料的时候，事情就更糟了，因为，我们用来描述它们的那些词汇，无一不承载着过时的历史涵义。

比方说，“资本主义”这样的词。我们通常总是说，我们的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的；然而，这个词在半个世纪之前所指的、以及在今日欧洲所指的那种做生意的方式，完全不同于眼下的美国方式。或者比照一下“自由企业”和“社会主义”这两个词，它们各自所承载的传统意义，对于定义我们想要传达的今日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的准确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就拿“公司”来说吧。美国大多数生意都是公司在做，就规模而言，从一个人的光杆公司，到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型企业——如今它们每年所花掉的钱，超过了美国政府在1920年代通常所花的钱（即使包括陆军和海军的开销）。所有从事有报酬工作的美国人，将近有一半人的名字在公司的薪水册上；如果我们把农民和自雇者排除在我们的计算之外的话，这个比例还要大很多。然而，自我们当中大多数人第一次听说这个术语以来——或者说，自从最早把公司的概念介绍给我们的那些教科书被写成以来——美国公司的性质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以至于我们很难领会我们在观察它们的时候实际上看到的事实是什么。

这一变化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不妨以新鲜的眼光看看今天的公司制度。

我们先从某些普遍熟悉的事实开始吧：一个公司传统上被认为应该是由出钱创立它并发展它的人来控制；他们取得它的股份，作为股东，他们推选董事替自己照管它的运转，而董事则选择并监督负责实际经营的经理人。因此，在理论上，以及在法律文字上，股东是最终的权威。在大多数年轻的公司，这依然是真的，这些公司需要资本来启动，至少在很多小公司是这样。但在大多数已经长大成人的成功的美国公司，尤其是在一些非常大的公司（美国的生意，有很大比例是它们之间做成的），股东不再有任何实际意义上的控制权：在权力和重要性上，他们次于管理层。

定政策、作决定的，正是管理层。诚然，重要的决定必须得到董事会的批准；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的话）董事感觉到了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有证据表明，最近这些年里，这种责任感越来越沉重；然而，对公司的实际运转，他们的贡献往往有点负面，但愿这仅仅是因为他们当中少数人要日复一日地忍受摆在他们面前的难题。至于股东，法律依然说他们必须批准某些种类的重大决定，所以，有一套繁琐的法律手续不得不通过，根据这套手续，股东们会在他们的年会上说一句：OK。但这样的年会通常是一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