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或许会同意：在一个工业社会中，罢工权依然是基本自由之一。你或许还同意：在提高一般生活水平上，工会及工会领袖们过去扮演过、而且依然在扮演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总体上，被他们写入行业法令全书的业务法规（始终把强加给某些行业的限产超雇法规排除在外），对于促进体面的生活条件曾经做过、而且依然在做着大量的工作。此外，有一点似乎是不可否认的，这就是：在对公司经费支配权的争夺中，找到某种办法，让普通公司雇员获得不卑不亢的代表权，对于我们的普遍福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我们的工业生活中，依然存在一种异常，这就是：在一个向美国一般生活水平靠拢的趋势成了这样一股统一力量的时代，这种忠诚的深刻分歧正成为我们生活的组成部分。

在这些环境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像今天这么多管理得很好、而且很有责任感的工会，而在劳资关系谈判桌的两边，都能够如此经常地找到耐心和善意。罢工，就像空难一样，成了新闻；而合情合理的协议，就像成千上万安全到达的航班一样，不是什么稀奇事。在英国生产小组的报告中，经常提到管理层和工会如何通力合作，努力改进生产方法和管理方法。一个理由似乎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当他们的忠诚并不产生正面冲突、而是互相重叠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就做得更好，而且也更快乐。

罢工本身已经倾向于改变它的性质，以回应这一共识，这一点在最近几年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有些罢工依然是充满敌意的、猛烈狂暴的，但也有例外；其余的罢工与早年罢工的对比非常强烈。玛丽·希顿·沃尔斯是一位非常同情劳工的新闻记者，她曾近距离观察过1919、1937和1949年的罢工，走访过一些工业小镇，出席过罢工者会议，她对自己在1949年所看到的大为惊讶：完全不存在凶狠残暴的打手队；小镇上的居民普遍同情罢工者，在他们看来，这些罢工者并不是一帮红色革命分子——像他们在1919、甚至在1937年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一群值得尊敬的公民，在他们看来，在紧急状态下扩大金融信用是合理的；有些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给示威者送去咖啡；几乎每个人都对维护秩序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在最近的另外一些罢工中，与过去的对比甚至更鲜明，罢工期间，当地社群中明显有一种友好的兴奋气氛，就像一场振奋人心的政治运动临近尾声的时候、或一场橄榄球大赛进入高潮的时候那样；在这样一些社群当中，罢工并不被视为阶级斗争，而被看作是两队之间进行的一场比赛，其中一队有人多势众的优势，而另一队则有权威和金钱的优势。

与此同时，到处都有进一步发展的更多迹象：向减少异常发展，向事物的新秩序发展。最近把工资与生产率挂钩的合同就是一个迹象。还有强调生产率的诸如“斯坎伦薪酬制”之类的革新，是另一个迹象。不断扩大的集团公司（它们引入了分红制）又是一个迹象。很多公司高管都强烈地专注于跟雇员和公众沟通的艺术，经常研究工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满意还是不满，这些同样是值得鼓励的。我们在下一代中看到的变化之一很可能是：工会的性质从一个反忠诚、反强迫的工具，转变为美国商业的组织机构中一个不那么在情绪上制造分裂、却同样富有效率的组成部分。因为，如今那样的工会，在一些更开明的行业中，正变得有点不合时宜。

公司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它的前方，依然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