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何种程度上组成一个社区，当然取决于多种因素——雇员作为一个群体的社会同质性；公司在其所在的城镇是占支配地位，还是众多单位中的一个小单位；是不是大多数雇员下班之后都各自去郊区不同的宿舍；人们是否觉得与公司团队其他成员的集中交往面临来自官方的压力。（你或许会记得，纽约公共关系专家、坚信外部联系之重要性的本·桑南伯格的评论：与同事一起吃饭就是“自毁前程”。）但总的说来，我相信，公司内部的社交生活是美国场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比你从大多数小说中所能了解的更重要——创作这些小说的人，很可能是对这种生活并没有直接了解的自由职业者，要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尽管经历过这种生活，但他们都是些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者，以至于总是以怒气难平的眼光看待这种生活。对其重要性的共识，可以解释——至少是部分解释——人们为什么坚定不移地向城市迁徙，在城里，人们模模糊糊地觉得，通过办公室里的接触，他们将会获得某些社交机会——可能比一个小社群所能提供的机会多得多——但不会像他们在一个只有一家公司的小镇上那样完全依赖这些，那样被囚禁在公司的社区之内。

在某些公司，社会模式采取了一些古怪的形式。《财富》杂志在1951年末发表了两篇文中，涉及了公司主管的妻子们在适应作为主管妻子的严格行为规范时所面临的压力。这两篇文章——后来被综合为一篇文章，发表在《生活》杂志上——揭示，在某些公司，管理人员只有当他们的妻子被认可为公司社群中合格成员之后才能得到选拔或晋升；人们对这些妻子的期望是：举止从容大方，避免有欠考虑的谈话或在喝酒上的轻率失检，能指导别人的妻子向举止得体看齐，帮助她们的丈夫把公司的利益置于最前。文章还间接地揭示了，这样一种习俗是如何微妙地把一种顺从、等级观念和势利的模式强加给社群，把管理人员中团队合作的观念和公司是一个社群的观念转变成了讽刺漫画。

从这两篇文章所引发的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有些公司，这种试图抹杀个性的温和阴谋并没有具体化。然而，无论是管理层还是工会（如果有工会的话），往往都有可能出于他们各自的理由，至少是鼓励雇员们的归属感。

在这个公司社群中，工会如今扮演了一个反常的角色。工会就其本性而言是制造分裂的，需要它去反管理层、反公司、反行业，是一种“为反对而反对”，不需要（或者说不能）担任职务，并显示自己能做得更好——像政治上的反对党那样。工会领袖处在一个古怪的位置上。他本人没有能力实现他为之奋斗的任何变革，他因为自己所处的位置而被迫充分利用人们的冤屈，煽动不信任，在某些情况下还要维持罢工的威胁，这样的罢工，不仅可能让他所反对的公司或行业陷入瘫痪，而且还可能让很多没有参与争执的其他公司瘫痪。当面临通货膨胀威胁的时候，他所处的位置几乎总是迫使他继续争取涨工资，而工资的增长反过来又会增加通胀的压力；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可能要丢掉自己的工作，让位给某个喊声比他更大、更持续的人。因为分配给他的是圣战者的角色，如果到了不是需要造反、而是需要和解与重建的时候，他就会面临失去地位的危险。此外，他搜寻能干下属的努力，由于管理层总是提拔某些最能干的潜在候选人，而变得复杂。他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破坏对公司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提供了对公司工作最深刻的满意之一。在他的军械库里，一件真正强有力的武器——罢工——是一件非常钝的武器，它伤到了很多没有装备这一武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