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答案是：通过对制度进行一系列的修修补补——税法，最低工资法，补贴、担保和各种规章，加上工会的压力和资方的新姿态——我们终于废除了“工资铁律”。我们实现了收入从富裕者到收入较低者的自动再分配。这并没有让机器停止运转，而是实际上增强了它的力量。正如当个别企业把利润的一部分投入改进的时候它似乎经营得更好一样，作为整体的商业制度也是如此，如果你投入国民收入的某些部分来改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地位，让他们有能力购买更多的商品，并因此扩大了每个人的市场，整个商业制度也就运行得更好。我们发现了一个有待开发的新边疆：穷人的购买力。

在我看来，这就是“美国大发现”的本质。其必然的结果是：如果你把有利的条件带给原先的广大底层民众，他们就会抓住机遇，并基本上会成为负责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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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它还在继续扩张，就好像是回应某个不可抗拒的生长规律似的——不仅因为战争和冷战强加给它的那些义务，而且也因为，作为一个越来越都市化的民族，有着越来越复杂的制度，我们也越来越互相依存。政府对商业的管制，采取了数不清的方式，正如我们在第16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不断干涉曾经万能的供求规律（即市场规律）的运转。它提供各种补贴和担保贷款，给那些相信自己需要此类帮助的群体。此外，它还承认了两项重大的责任，对这些责任的承认是在大萧条期间的悲惨岁月里强加给它的。一项责任是：留心注意那些陷入经济困境的人，帮助他们站起来——如果亲戚朋友帮不了他们，地方和州里的救济帮不了他们，那么，在必要的时候就通过联邦救济来帮助他们。另一项责任是：留心注意作为整体的经济体系，别让它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