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猜想，之所以这么多人有这样一种感觉，其中一个理由是，在美国，我们从未构建过一套全新的制度，而是一点一点地在不断补缀、修理和改造一套古老的制度，以便让它运转得更好，正如我在“美国良心的反叛”一章中试图暗示的那样；因此，我们努力实现了一个转型的产物，可以把它比作一辆不断地一边行驶、一边修理的汽车，凭借从任何老汽车上卸下的、看上去适合于修补目的的零配件，结果，到最后，很难说我们所拥有的这辆车到底是一辆别克、一辆卡迪拉克，还是一辆福特。

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我曾试图展示这一修补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在19世纪，我们美国有过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结合——联邦的成分很小，其责任也有限——这样一种结合使得工商企业几乎是按照自己的喜好随心所欲地运作。但是，这些政府许可商人组建被赋予特殊的权利和特权的法人公司，它们带来了另外一些始料不及的影响。它们使得势单力孤的工人（他们的收入取决于“工资铁律”）在雇主面前几乎是孤立无助；它们把企业成果的巨大份额给了雇主；它们还把巨大的权力赋予给了那些控制着货币供应的人，如果没有他们提供的现金，雇主发现公司很难运转。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似乎处在这样一种危险之中：它将成为一个百万富翁越来越多、其余人越来越少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少数金融家不仅牢牢控制着国家的经济机构，而且也牢牢地控制着国家的政治机构。

这伤害了国家的民主精神，伤害了国民的公平竞赛感。于是，我们着手改变事情——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对体制进行一系列的实验性修补。当它在大萧条中严重崩溃的时候，修补和改造的工作相当激烈，有些工作甚至很愚蠢，但非革命和试验性变革的基本原则依然占上风。这样过了许多年之后，这台机器是否还可以不气喘吁吁、不磕磕碰碰地继续运转，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如果华盛顿使劲扳动加速器，这台机器就开始平稳而飞快地运转。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华盛顿松开了加速器，它依然在发出嗡嗡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导致这一惊人的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