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环境下，可以公正地说，美国的道德力量和智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这样一些私营组织的基础之上，这些私营组织对待公共责任的观念就像政府组织所能做到的一样神圣，在部分程度上，其所履行的服务跟政府组织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跟任何可以利用的其他方式比起来，它们同时还提供了更具多样性和更有灵活性的途径，为个人才能和个人兴趣的自由发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且，作为整体的美国制度，是一种如此不同的事物的混合体，达到了如此多样化、如此无系统、甚至是即兴的方式，以至于它的力量很可能就潜藏在这样一个事实中：你没法给它贴上一个标签。

对国民经济机器复杂设计的进一步改变，每一项建议都会有激烈的争论。这项措施是否会损害对工作、储蓄、投资和发明的激励？它是否会给华盛顿带来专制的权力？这个群体，或者这个行业，是否真的需要帮助？政府是否能够提供帮助？它是开创一个良好的先例还是一个恶劣的先例？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总是卷入疯狂的争论——这实在不足为奇，因为，这一新的美国制度的发展是高度实验性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继续让它运转。

不妨看看几种不确定性吧。

在战后那些年里，通货膨胀几乎从未间断过——尽管并不剧烈，总体上对我们的经济健康是一个严重威胁。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在没有连续通胀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快速增长。

甚至在朝鲜战争之前我们就已经接近达到了税收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负担就会变得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生产的动力会受到削弱，而偷税漏税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否减小这一负担，或者能否足够快速地增长我们的产量，使之能够担负起这一重担。

就算苏联人能够令人信服地改变他们的政策，使得我们能够减轻我们的军费支出，我们也还是不知道，我们能否足够快速地提高国内产量，以防止新一轮经济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