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全面战争即将爆发，我们也不知道，联邦债务会不会成为天文数字，以至于联邦政府的信用会因此而受到动摇。

无论如何，我们不知道，政府是否承担了太多的财政责任——由于它在自己原先拥有的权力之上，又增加了很多从前由华尔街行使的权力——以至于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会爆发一场新的恐慌和金融崩溃——这场恐慌源自于公共财政（而不是私营银行）没有能力维护它曾经承诺担保的价格。我们认为，关于经济学，我们比上一代人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对于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新时代”，我们并不比1929年抱有这种天真信念的华尔街大亨们更有把握。

此外，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一个关键点上，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退化成了让人意志消沉的施舍政策，去救济那些宁愿接受联邦政府的施舍也不愿意竭力自救的人。有些人确信，我们已经越过了这条线，另一些人则确信，我们还没有越过。

幸好，每当我们修补这一实验系统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热烈而漫长的争论。

但是，政治活动的狂暴，以及围绕这项或那项国会法案的激烈争论，转移了我们对这样一个显著事实的关注：尽管大家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很少有美国人严肃地建议对我们不断进化的美国制度来一次真正大规模的变革。（尽管如此，近年来我们最激烈的争论并不是围绕国内政策，而是围绕对外政策，或者是围绕美国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和所谓的朋友对外交政策的所谓影响。）对华盛顿本届政府有大量的反感。有很多人意欲约束联邦政府的权力，废除各种如今已成具文的法律，削减官僚机构，把救济最小化。另有一些人想让联邦政府承担新的劳动，接受新的权力，像管理庞大的医疗保险计划那样的事情。然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联邦政府应该承担维持国民经济良性运转的全面责任；应该继续承担在必要的时候实施救济的责任；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监督和管制企业；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不同的群体提供资助和担保——它应该把它的干涉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应该让大多数企业继续留在私人的管理之下。最火爆的争论是围绕我们需要多少这个、多少那个，但实际上一致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让私营企业继续留在私人手里。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证明，私营经理人能够更机智、更精明地经营企业；而且，这些私营经理人在大多数（即便不是所有）经营活动中能够充分考量一般公共福祉，以至于他们能够为我们实现政府所有者带给我们的所有东西，外加政府所有者可能会危及的效率、灵活性和冒险精神——并且，没有政府所有者可能招致的暴政。

简而言之，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在潜意识里同意：美国并没有在向社会主义演变，而是在超越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