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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说是在潜意识里同意，乃是因为，在我们显意识的思想中，我们大多数人似乎依然是那种已成为一种错觉的古老观念的受害者。这种观念就是：世界上有一种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那些想让政府做更多事情的人，要么是自由主义者（如果他们对政府客气的话），要么是激进分子（如果他们对政府不客气的话）；而那些想让企业的管理权依然留在私人手里的人，要么是保守派（如果他们对政府客气的话），要么是反动派（如果他们对政府不客气的话）。

从历史上看，有充分的依据证明这一政治光谱所呈现的图景。在过去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主要的政治变革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让政府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做越来越多的事；那些不希望政府采取行动的人，那些想坚持自己的立场、制止政府采取行动的人，被公正地称作保守派。相比之下，那些希望政府全面干预、甚至想让政府接管重要私营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人，则被公正地称作极端激进分子。但如今，美国正在颇有说服力地证明：运转得最好的制度——结合了政府责任和个人奋斗的大多数优势，同时又避免了它们各自的劣势——是这样一种制度：政府的干涉受到限制，私营企业和私营协会有很大程度的自由；而且，这一制度最强大的优势是：它非常广泛地分散了决策权和参与决策的机会。简言之，如今，前进的方向跟人们过去所料想的已经完全不同。

然而，错觉依然存在：时代的趋势是向社会主义——甚至多半是向共产主义——发展。尽管，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生活标准，都堪称世界的奇迹；尽管，社会党人领导下的英国不得不向我们请求经济援助；尽管，正如伊莎贝尔·伦德伯格在1947年所写的那样，我们有能力向有些国家提供有形的商品和专家级的技术服务，而对这些国家，俄国人尽管一直在高声嚷嚷着物质利益，却连鞋带这样的东西都提供不了；尽管，我们已经发展了的制度潜在地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力量，然而，我们头脑里的这一错觉依然是如此牢固，以至于当我们面对外交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本能地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天生的盟友，我们的行为往往表现得就好像是要窒息人类对体面生活方式的自然希望似的。我们总是本能地抵制变革。我们总是荒谬地把苏联想象成一个这样的国家，好像它与同盟的狂热者和盲从者都代表了激进主义，代表了事物的这样一种倾向：如果我们不坚决抵制变革的话，我们自己也会随波逐流；好像苏联是不同于专制的中世纪精神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中世纪精神，正是从应对19世纪问题的革命努力中发展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自己早就已经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