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外面租了房子。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躺在大床上吹吊扇。青春无非是和好朋友光着膀子在盛夏的中午躺在床上吹吊扇。我的目标异常短小，没有一个认真像样的五年计划，白小墓也常说操你大爷的我们男生的计划不宜太长，最好是重质不重量。

我说，白小墓，你说话可否文雅一点？不要“我操你大爷的”，OK？

我操你大爷的我怎么知道你们湖南人怎么说话的，我没你想得歪，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语气助词前置而已。

我只是觉得你是个男性，可否将大爷换成女性？

你歧视女性？？

我无语。那还是回到开始我们讨论到的大学的计划问题。在大学，风头不能太劲，却还是要证明自己有实力，人在江湖飘，谁人不挨刀。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究竟什么才是厚积而薄发的起点呢。

我推搡着身边的白小墓，一只天使飞过来，赶快许个什么愿。

白小墓翻了个身囔囔，让他行驶小心，千万不要被吊扇打到了头，那死得就难看了。

我认为没有天使的少年是没有童年的少年。白小墓绝对是心理残疾人士。而我不同。

3

我的童年故事被文学教授点名表扬过，却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好，教授说，这小子经历坎坷丰富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什么事都是一传十十传百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林可跑过来说，绝，跟我说说你的童年故事。那个亲热劲，我恨不得当场自毙投胎做人就地重演一遍给她看。

林可和聂亚亚是男女朋友。她的出现没有什么花花草草大悲大喜的特别场景，开校团代会的时候她跑过来问我，你是杨绝吗？来，登记一下。

我除了惊叹几句巫山云雨枉断肠外似乎再也找不出别的什么来形容她了。我甚至把她误认为某个团委老师的女儿？我只是觉得女干部大多都是五大三粗的，偶尔看见的林可应该是老师自己家养的。旁边的老师不高兴了，慈禧太后地白了这边一眼。我却匆忙记下了林可的名字。

我一向对大学当干部的女生没什么好感，总是觉得她们都是为中国的妇联工作而培养的对象。我出生在80年代，生下来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作为男性的劣势，幼儿园的女孩可以吃两根冰棍，小学的学习委员也一定是女孩，让自己哭自己笑的还是女孩，最后自己成家立业管帐的还是女孩，还真没明白妇联的意义。有一回看到女权主义者高呼要缓解女性生孩子的痛苦要人人平等，我当时就疯了，首先，权利的平等并不是指生理上的平等吧。再次，她们没有用发展联系的观点看到孩子出生的前十个月的那几个晚上男性身心受到的剧烈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