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去看天使的吧？”出租车司机一边问，一边露出了料定自己猜测神准的得意笑容。

派崔克·拉兹伦寇不过是钻进出租车，告诉司机他要到丘吉尔广场路的法庭大楼，司机就马上看穿了他此行为何。每年这个时节还会在荷兰各家旅馆进进出出的，几乎全是一身深色西装的商务人士，派崔克却一看就是个外地来的观光客。稍早，当派崔克还站在大都会酒店的大厅里，望着身旁的企业精英一个个消失在海牙的细雨中时，他就已开始觉得自己和周围场景格格不入。他很想也提个公文包，加入他们的行列，体会一天按部就班、无血无泪的胜利快感；毕竟，除了谈生意，还有什么理由会让人在十一月来到海牙呢？郁金香的残骸早在几星期前就已翻进土里成了花肥，而爵士音乐节也已成了别人的夏日回忆。也因此，对于出租车司机的这种反应，派崔克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此刻在海牙唯一受到大众瞩目的公众事件，就是国际法庭大楼里，针对那名外号“列帕提里克①的天使”的男人所展开的审讯。

不过，自己的意图如此轻易地被看透，还是让派崔克十分恼火。他差点就想倾身向前，告诉司机少管闲事；然而，最终他只是点点头，短促地挤出了一声“是”。他的嗓音如此喑哑，仿佛前一晚的睡梦还残留着丝丝缕缕，若有似无地缠绕在他的声带上。

派崔克向来不爱旅行，偏偏这次旅程从一开始就诸多不顺。在来程飞机上，他辗转反侧，难以成眠--这跟座位宽不宽敞无关--就连他理应早就习惯的、来自头等舱空姐的殷勤服务，这回也像是过度干涉学生的特教，实在令他不快。下了飞机后，从史基浦机场到海牙的火车又误了点，硬是让他对着阿姆斯特丹的单调灰色天空望了整整一小时；他猜想外面正下着雨，却懒得靠到窗边去查看。傍晚时他终于抵达海牙，倚在大都会酒店的预约柜台前，一面处理繁复无比的入住手续，一面咬着牙保持清醒。然而，不管他如何努力集中精神，挥之不去的浓浓睡意还是突袭而来，害他在签名时险些跌倒。几小时后，他在黑暗中醒来，勉强起身脱掉外衣，又回到床上，回到那个一切事物都在慢速旋转的梦境里。等到他被旅馆的起床铃吵醒，从睡眠的泥塘中探出头来深吸一口气时，已经过了上午十点。

出租车在车阵中走走停停，司机沿路介绍了几个值得参观的观光景点，像是在声明海牙不是只有种族屠杀战犯可供观赏。“这边就是旧城区了。”司机一边强调，一边费事地在后视镜里与派崔克的目光相接。派崔克觉得这些街景似曾相识--无论是铺着卵石的街道、异国风格的建筑，还是那些主题乐园般的经典元素，都不断向旅客证明这是座货真价实的欧洲城市--也许他是在火车站往酒店的路上见过这些建筑，但那也可能是阿姆斯特丹，或是他去年才去过的布鲁塞尔所留下的记忆。司机告诉他，眼前约翰维特朗大道两旁的建筑多半是饭店，而它们看起来都比大都会酒店来得豪华气派。

此时马路上奔驰的大部分是卡车，也有一些出租车，还有一队状似走散了的奔驰车队。派崔克望向其他汽车的后座时，总看到里面的人正拿着手机通话。在他记忆里的另一个年代，用手机通话是世故老练的象征，但那个时代已成过往云烟；如今，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认为来电铃声才是最能展现个性的人。就连他的母亲都有手机了--尽管她家里所有的电子钟面全都闪烁着“12∶00”，科技白痴的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如今，看到车子后座的人没事做，他会狐疑对方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是手机搞丢了呢，还是连一个能说话的对象都没有。

天空下起了毛毛雨。在车窗雨刷往返的间隙，隐约可见前方出租车尾部刹车灯一闪一闪的红色光团。派崔克想，所有通往法庭的道路都是如此拥挤吗？一辆辆出租车载着专程而来的乘客涌向同一个目的地，在那里，真相将被一一揭露。在波士顿时，派崔克总是全心投入工作，也早就习惯了扮演同僚之中所受训练最为严谨、最专注，也最有自信的角色。如今，沿着约翰维特朗大道往北开，一股疏离感却油然而生；仿佛他是一种来自异乡的物种，偶然遭放逐进入一个熙来攘往的奇特生态系统中。如果不是此行状况特殊，此情此景，应该另有一番情调吧。

出租车切入外侧车道，毫无先兆地驶入一处停车场。一扇连着黑色铁栅栏的大门立刻矗立在眼前。

“就是这里？”

出租车司机头一歪，耸了耸肩，宣告旅程结束。

“你需要出示护照才进得去，老兄。”

派崔克从皮夹里捞出些刚换来的欧元，谢过司机，下了出租车。司机应了声“祝你好运”，声音听不出一丝一毫嘲讽或同情。雨已经停了，派崔克终于能够仔细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正对着那座高大的铁栅栏。这座栅栏倒是个很有卡通味的布景，此时此刻万事俱备，只欠监狱大门猛然关上的那一声“哐啷”而已。

左手边越过广场的一片土地，显然蒙上苍御笔钦选，就是要用来收容那栋大而无当的议会大楼的。大楼从那个地方拔地而起，看上去像是一艘后现代风格的航空母舰。大楼前面有座庞大的喷水池，池面尽职地映照出整栋建筑的外观，而这幅倒影里那一方灰暗的荷兰天空则角度怪异地悬挂在一旁。派崔克忽然想起齐柏林飞船坠毁地面的景象。

他转过头来，再次往铁栅栏里面望去。如果不是被出租车送到此处，他一定会不假思索地错过法庭大楼。这栋建筑物比他想象中要小，是一栋花岗岩打造的三层楼新古典风格建筑，其设计就连艾伯特·史匹尔①的母亲也会感到骄傲：如果光从外面看，建筑的里面在进行什么活动，完全无迹可循。派崔克从资料中得知，这栋法庭大楼原本属于一家保险公司所有--就其“毫无美感”这点而言，倒是非常贴切。一走进大门，派崔克就被引到离入口处不远的警卫室。他拿出加拿大护照交给检查亭里的联合国官员检查，得到一张盖了日期的蓝色票证。

派崔克是名医生。在国际法庭，这个头衔会让人误以为他专攻法医学，并可借此帮他取得一张粉红色的特别通行证，而不是他拿到的普通蓝色票证。然而，持有粉红票证并不能让他享受任何特权--这里没有任何通行证可以让他畅行无阻，可以让他走到幕后，见见这出戏的主角--粉红票证代表的只是一堆待填的表格、一串要列举的身份证明，所以他谢绝了。

那天早晨，派崔克很满意自己得以以一般民众的身份进入国际法庭，毫不介意被误认成又一个在动物园里闲逛、想看哪些野兽会被放出来表演的平凡观光客。他打算在递交护照、表明自己纯粹是对这类诉讼感兴趣之后，就在旁听席里当个普通人，做一名默默无名的观众。他通过了安检--在来来回回的金属探测和几个严厉的问题之间，派崔克掏出口袋里的所有物品，也解下了皮带（这里的安检程序虽然十分烦琐，但看来与国际航班的检查大致相同）--而在验过护照和蓝色通行证后，派崔克终于获准踏上通往旁听席的阶梯。

在旁听席入口处，派崔克看到架子上摆着无线耳机，可以用来收听法庭审理过程的同步翻译。他取下一架耳机。突然间，在离开波士顿二十小时之后，他一路以来被旅途琐事压抑着的不安情绪瞬间袭上心头。他呆了半晌，才迈开脚步走进去。

派崔克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会看到自己多年前的老朋友身穿蓝色衬衫，坐在被告席里不发一语，就像所有人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一样；然而，此刻被告席的小亭子里却仍然空着，这让他松了一口气。旁听席大约坐了六十人，他找了个位置，掀开绒布折叠椅坐了下来，然后戴上耳机，等待耳机里传来口译员抽离了一切情感、跟荷兰出租车司机们的口气不分轩轾的声音，但听筒里却只传来细微的电流咝咝声。旁听席下方，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坐在证人席，一动也不动地静静候着。证人旁边，三名身穿黑色长袍的法官正在浏览卷宗。派崔克在来之前已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背了下来，试图把那些姓名和眼前的面孔对上。此刻，控方和辩方两边人马都全神贯注地翻阅着大型黑色资料夹，没有人说话，像是一群考前努力读书的模范学生。他从那群人里面，认出了贺南的辩护律师马歇洛·迪考帝尼。马歇洛戴着一副十分入时的眼镜，正专注地读着文件。派崔克在国际法庭的网站搜寻贺南这件案子的相关资料时，曾经看过马歇洛的照片，但马歇洛本人可比照片帅多了；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即使他正忙着翻阅一个又一个资料夹，派崔克也看得出马歇洛有股自然流露的魅力，自然得就像他的身高、他的机敏，还有他那头像是刚开着敞篷跑车从乡间道路奔驰而过、飞扬有型的短发。如果不是和马歇洛通过几次电话，发现他不仅谈吐风趣，对他的委托人近期的重大转变还能多有包容，派崔克一定会嫉妒眼前这个男人。

马歇洛的委托人贺南·加西亚·拉克鲁兹，日前向庭上作出了无罪抗辩后，再也不对任何人开口说话，包括他自己的律师。

贺南的沉默--各家媒体对此有不同解读，有人说他有为有守，有人说他狡诈高傲--是本案的一大转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马歇洛一开始不可置信，接着坦然接受，并且随之调整策略。一个月前，他对派崔克说：“至少贺南是我第一个不会说谎的委托人。”那时他们才刚开始通电话不久。

但沉默不代表贺南不再关心这个案子。大多数开庭的日子，电视屏幕上都可以看到他坐在被告席的防弹玻璃亭里写着笔记。贺南不允许任何人看那些笔记，家人不行、法官不行，马歇洛也不行。近来，当派崔克安然坐在他充满设计感的波士顿公寓客厅看着晚间新闻时，觉得贺南的外貌似乎透露出他的身体经历了某种剧变；明显的衰颓伴随着他的沉默，让派崔克看得心惊，去海牙的想法也更为迫切。贺南老了，屏幕上的他在进出法庭时举步维艰，犹如走在冰封的路面；像是逐渐屈服于公众的恶毒舆论，贺南脸上的纹路变得更加深刻，面部表情也因而更显严峻。

律师团围坐在排成一个三角形的桌子旁，不停地交头接耳。直到一名法官终于找到大家遍寻不着的一份证供，现场才顿时活跃了起来，仿佛那纸文书是一条恢复供电的电线。

一名控方律师走向证人--开庭数据显示，这名证人编号C-129--用英语问他，他的双脚当时究竟被电击了多久。在证人凝神倾听翻译时，他宽阔的印第安脸庞露出了久经风霜的痕迹，稍后他才开口以西班牙文回答；等他的话声落下后，审讯短暂停顿，直到英语翻译自耳机里传来：“我不知道究竟有多久，但至少有五十次，其中有几次我晕了过去。”

这名证人神情木然地坐在那里，娓娓叙述着1982年1月到2月期间，他在列帕提里克镇郊受到拘留、审讯的经历。他描述自身遭遇酷刑的方式，仿佛在描述着一场车祸事故。这段描述里只有客观的叙述：在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又是怎么发生的。这个过程中，证人总是称贺南为“那位医生”，只有在庭上要求他进一步说明时，他才说出加西亚的全名，而在他口中，那些细节仿佛都是不带情绪反应的事实。从事医学工作，派崔克必须对生老病死维持情感上的抽离，证人的陈述本来不应该影响得了他；然而，代号C-129的这名证人，声音里少了愤怒、双颊找不到泪水，却恰恰增强了那番证词的感染力。来到法庭之前，派崔克没想到自己会听到这样的证词。也许是电视看多了，他原本想象着更富有戏剧张力的另一种情境：荧幕上总有些成年人，当他们觉得受了委屈--比方说，要求把飞往加勒比海的机位升级被拒时--就能毫无顾忌地对着镜头号啕大哭。也许此时此刻，他最想看到的，是这段证词的公正性被一番突如其来的情绪发泄给狠狠削弱；唯有如此，他才能说服自己，这整件事不过是一名心怀嫉恨外加记忆有误的“乡野村夫”为了报复所耍的花招。

环眼四顾，不管是法庭内还是旁听席区，都找不到任何一扇窗子--是为了安全考虑吧，派崔克这么想--整个密闭空间里的空气似乎越来越稀薄。派崔克乍然警觉到自己正在发出微弱的、近乎可笑的喘息声。他努力强迫自己深深地呼气、吸气，可是过不了多久，又回复到刚才那种浅短急促的呼吸，几乎让他喘不过气来。派崔克心想：我根本就不该来这里。

派崔克取下耳机，颓丧地环顾法庭内部。过去五年，他一直期望着这一天不要到来；那些对贺南的控诉像是某种疾病，正因其预后诊断十分模糊，对于未来就还能保有希望。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审判的可能性渐渐升高，进而成为事实，终至无可避免。最后，日子到了、庭讯准备就绪，而贺南·加西亚的人生故事，也只能在此处有个合理的结局。

直到现在，在某些时刻，派崔克仍宁愿相信贺南的无辜，宁愿相信这个外号“列帕提里克的天使”的男子，这一个妻子因他而死、孩子为他饱受苦痛的男人。派崔克已经十多年没见过贺南了，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他时，他的身边也总是围满了警察或移民官员，并被媒体冠以“战犯”的称号。对大众来说，这是一个百闻不如一见的“真正的战犯”。派崔克很清楚，对周而复始、贪婪吞噬着各式各样犯罪形态的媒体而言，一场战犯大审颇能提振士气，几乎令人怀念：巴尔干战地的将领，还有胡图族①的军头，都曾在他此刻坐着的这栋建筑物内被公开审讯；各种种族屠杀行为的细节，都曾在此抄录誊写、审慎权衡，然后作出判决。在林林总总的现代嗜血暴行影像中--无论是飞机轰然贯穿美国摩天大楼完美的玻璃表层，还是最新自杀炸弹客的告别影带--战犯审判已幻化成一种大众心灵难得的慰藉：邪恶的一方受传召前来，为自己的罪行担负责任，而善者最终赢得胜利。

此刻，面对着言之凿凿的证供，派崔克只能期盼那些遭到刑囚的洪都拉斯人，其证词最终会被判定为不可信。但这件案子的证据再清楚不过：来自洪国北方山区的印第安人、大学教授、首都特古西加尔巴的行动分子、内战的幸存者，还有一些政权的核心人物，都在此依序列册，等着作证。他们其中很多人在洪都拉斯这场血腥内战中扮演的角色是如此暧昧不明，以致很难厘清究竟谁该被领上证人席，谁又该成为被告。

但最受瞩目的还是加西亚。过去五年来，世人开始得知贺南·加西亚的人生故事，而那是派崔克所不了解的人生；这个加西亚，跟他所认识的那个亲切正直、慷慨热心，那个让他想要追随成为一名医生的贺南，竟是如此冲突。

来到国际法庭要考虑的并非只有个人因素。派崔克·拉兹伦寇是纽洛纳生物科技公司的首席科技官暨创办人之一，专门给商界提供“神经认知导向的营销策略”。当他毫无预兆地向董事会的另外四名成员（包括三名和他一起创办纽洛纳的企管硕士，还有他们从另一家公司挖角来的首席执行官）提起他需要三星期的休假，以前往另一个国家旁听一场战犯审讯时，现场一片鸦雀无声。派崔克短暂的企业经验告诉他：当面对这种静默时，就得赶紧考虑找律师了。紧接着现场开始有人大吼大叫。最后是马克安德烈开口要求派崔克留下--因为他是在场唯一能够抑制住怒气，并能够清楚表达意见的人。派崔克只得向大家保证：他绝对清楚他跟大家在同一条船上，他更知道眼前环球商城这笔生意的处境有多危险，而他们的最新一波宣传又有多少问题亟待解决。环球商城公司是他们最大的客户，为公司业务带来突破性成长，甚至可以说是公司如同空气与水一般的生存命脉。深谙此刻要打哪一张牌的马克安德烈说，环球商城是不会同意派崔克离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