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思嘉：我的城堡（2）
　　
　　城墙--我的课外生活
　　
　　我曾经庆幸自己回国之后的适应期很短。这句话既可以说我的适应能力强，又可以说我的初中生活到来得很快。是谁说过，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件冗长的事儿。可在我看来，成长并不冗长，相反非常迅速，只是弹指一挥间，犹如白驹过隙。
　　
　　或许因为我天生就属于很会玩的人，所以虽然初中的功课比起小学会比较紧张，但我还是能轻而易举地找寻到小快乐--初中的时候欢乐的事情一般都是跟同学在一起做的。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出了名的能闹，有一回参加了一个年级的辩论赛，我们说一定要争口气，不能让别人觉得咱们班就会闹、不好好学习。
　　
　　当时我是其中一个辩手，那回辩论赛真是全班出力，我们晚上开会，他们给我们从食堂带吃的，包括老师给我们找个地儿练去，然后看录像，投入了不少精力。我们班真有几个辩论特别有才的人，后来我们就真的拿了年级第一。
　　
　　当时我们PK年级公认最强的那个班。论题是“先天条件是否重于后天培养”。我们是站在先天条件比较重要这一方的，其实这个对我们挺不利的。现在想起来，当时说话也真够逗。当时我说后天培养固然重要，但那也是在先天条件的基础之上，比如你是一个人，那么你完全有资格高高兴兴来上学，来接受教育--这是后天培养的重要性；但假如你出生的时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蜗牛，那么你的后天条件再好也没有用--在我说完这句话之后，全场爆笑。
　　
　　还有一段时间，我的主要活动是带领我们班的人“使坏”--我记得有一次是我们班自习课，我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闹，当时我是班长，她是团支书，结果自习课把作业写完了，我在那趴着，突然想叠纸飞机，不知道怎么大家全都跟着我开始叠。这时候班主任进来了，纸飞机满天飞，就像是《放牛班的春天》里面那些孩子在送别老师的时候从窗户中扔下来的白色飞机一样。我们老师一生气一拍桌子，喊了一声“谁带的头给我站出来”，结果站起来的都是班干部，把老师气得够戗。
　　
　　还有一次好像是因为我快过生日了--我生日是在暑假，每次都是在放假之前庆祝。我妈把我几个比较好的朋友接出去，晚上吃比萨。结果晚自习迟到了，管晚自习的老师叉着腰在门口等着，说你们够嚣张的，光明正大地迟到。因为我们确实是光明正大地迟到，我们毕竟是跟家长在一起。其中一个同学愤愤不平的态度惹火了老师，导致我们所有人都要写检查。后来回去我就把这件事跟我妈说了。我妈说没事，她帮我写。然后我妈就真的写了份检查，第二天拿去给老师。老师当时很尴尬--现在想来，我妈妈当年肯定也是不遵守纪律的，否则她怎么会这么理解我们这些爱玩儿的小孩的心思呢？
　　
　　在我眼里，妈妈和姥姥都属于“神人”--姥姥特别会安慰人，而妈妈则是既做事稳妥又有像孩子一样年轻的心。她会对一件小事特别好奇，也会跟我一起对同一件事满怀期待。并且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她“放任”我的成长--让我的心灵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自由。只要是我喜欢做的事，她几乎都非常支持。
　　
　　我初中和高中都是在清华附中上的。初中时我喜欢唱歌，于是去找了音乐老师，说想加入合唱队，结果被老师拒绝了，她告诉我合唱队只收高中生，初中生不能加入。我当时特别郁闷。后来我跟老师说3年以后再找他。3年之后我考上了清华附中的高中部，就真的去合唱队了。有时想想，我之所以对合唱充满兴趣，很大程度上说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一起唱的感觉非常美好，包括发出的声音，都是独唱无法比的。所以每次合唱队排练的时候我都会早早的去，那让我觉得很快乐。
　　
　　当时身边听流行乐的同学很多，但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流行歌曲，因为总觉得很多流行歌曲没有调，听上去像在念经。我比较喜欢稍微老一点的歌，偏古典的那种，让人觉得特别平静而且唯美。比如有段时间我很迷《歌剧魅影》，甚至在楼道里都会不由自主地唱。
　　
　　初中的娱乐活动基本属于“自娱自乐”的程度，而高中生活则与外界联系颇多，很是丰富。朱自清曾在《荷塘月色》中写道“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这句话放在我的高中生活中并不合适--升入高中之后发现可干的事情比初中更多，而且这些事情往往都不会是我一个人在战斗，例如社团活动和初中相比丰富了许多。清华附中高中部的活动特别多，这让刚刚入校读高一的我一下挑花了眼。我记得有一阵，从周一到周五中午我基本没去食堂吃过饭。因为周一要去红十字会，周二合唱团，周三音乐剧社，周四是模联，周五是天文社。我忙得连轴转。
　　
　　对于红十字会的热爱是从我初三那年开始的，那时红十字会基本没有人理会，可我却不知道为什么从心里喜欢这个组织。进了高中之后，社团活动可以让我离红十字会更近，于是我鼓动我们班一帮同学加入红十字会。红十字会给我们每人发一个小会徽，别在胸前特别自豪。有一天有人查团徽，说，你们怎么都没戴团徽，一看我戴的是红十字会会徽，他们想了想没说什么就走了。
　　
　　加入红十字会之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各种各样的健康知识，有一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红十字会要做一个无烟日的活动，让所有同学回去告诉自己家长别抽烟了。所有成员为了这件事开始聚在一起头脑风暴。后来有人提议贴海报，但如果把海报贴在学校的宣传栏里，可能没人看，也就起不到宣传的效果。后来我就想出一个主意，把海报贴在身上去各个年级巡礼。我还拉着我们班另一个同学陪我一块去，给我壮胆，可是她觉得特别丢人。那天中午转累了回宿舍，在宿舍签到的时候，我后背上还是海报呢，老师一把给揪下来，说谁往你背后贴的条啊，你怎么一直都没发现……
　　
　　再说到音乐剧，我们当时排的是《巴黎圣母院》，全是法语的歌，用法语唱，我们一个人都不会法语，现听原版学的。音乐剧社十分庞大，有演唱的、跳舞的、做道具的…… 记得当时我经常逃晚自习帮他们糊纸道具、画幕、刷木头箱子之类的，当时觉得特别好玩。我不仅是对音乐剧感兴趣，对于一般的舞台剧也很喜欢。我曾经排过两个英语短句短剧，一个是《神秘花园》，另一个是《摆渡》。《神秘花园》是我们为年级的一个短剧比赛写的。《摆渡》是区里的一个比赛，故事是同学编的，剧本是我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写的，讲了两个人，一个是很朴素的摆渡者，他平常是摇船的，一个是国王，他们俩死后，国王上天堂了，这个摆渡的人下地狱了。但通过种种情况反映出，其实这个摆渡者才是真正的心灵善良的、高尚的那个人，这引发了一系列的故事。
　　
　　周四的时候我会参加模拟联合国。我突然发现里面有好多workshop的同学，要出国的很多人都在模联里很活跃，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氛围，稍微有点这种打算的人都会去模联凑热闹。模联很好玩，大家可以扮演各国的代表去参加大会，自由度和发挥的空间都很大。但其实模联很累，而且也很考验和人打交道的能力。我本身性格是偏内向的，所以模联对我来讲可以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毕竟在一般情况下，我比较喜欢和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聊天；如果50个人一拥而上，我的脑袋一下就炸了。但是正因为我不是一个天生很外向的人，所以模联对我的影响最深，不仅因为它锻炼了我在公共场合讲话、和一群人打交道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带给我一种成就感--毕竟某种角度而言，模联让我不得不逆着自己的性格做很多事情，而这些事情无疑都对我以后的成长有莫大的帮助。
　　
　　我在高一那年加入模联，参加的第一个会议是我们学校自己办的模拟会议。当时的主题是全球变暖，我扮演加拿大代表。按理说，加拿大是个没有什么问题的国家。但当时我的一个朋友演美国，最后他快被口水淹了，他说你赶紧帮忙吧，我就帮他，替他说话。最后我被主席骂了一顿，她说你忘了加拿大的立场是什么了；因为我当时说美国减排可以，但是美国要减排的话，中国、印度等国家必须一起减排，要不然你们人这么多，大家都排，照样糟糕。最后我也跟着被口水淹了。
　　
　　模联的会议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高二那年，我带着一个高一的同学去扮演朝核问题的北朝鲜，情况艰难。当时我们俩是采取比较缓和的状态，态度是，你们给我们援助，我们会跟你们一起协商。我们合同都快签好了，主席团看着不爽，说你怎么能这么了呢，应该争吵。于是他们突然制造了一个危机，说金正日主席病了，新上台一个某某将军，他说朝鲜要继续发展核武器。于是我们赶紧改口，改变态度再次协商。第二次签约又快签好了，主席团又换了个危机，说金正日主席康复。当时我们拿着假新闻，上台说我们的伟大领袖金正日主席如何如何。当然本身这条新闻是没有的，但是我一边上台一边编我们伟大的领袖金正日的指示，然后底下的人就开始笑。最后主席团觉得很好，说我们真不容易。
　　
　　还有一次我们代表中国，那是2008年11月，那个形势比较特殊，不是每个国家一个人，而是你代表中国内阁的一部分，总共就四大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美国。那一次真是“危机”频繁，头一天晚上欢迎大家来，我们明天开始会议，大家先去睡一个好觉。半夜3点钟，一个电话来了：快来吧，危机了。我穿着睡衣，记得当时“记者”告诉我，美国总统在北京上空坠机，飞机上所有人遇难，现在美国说是你把他们炸下来的，你们要负责。当时是3点，我们就开始行动。我们的决定是美国可以派人来检查飞机的黑匣子，检查事故原因，明确责任。他们说可以，但是不能有你们的人在场。我们说不行，检查时必须有我们的人在场，要不然谁知道你拿走了什么，或者你往里面搁点什么诬陷是我们干的。这事协商到早上6点，好不容易完了，我睡眼惺忪的，他们说来开会吧。
　　
　　我现在都忘了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反正一个危机接一个危机，到最后有一个全球人民解放军，是一个中东恐怖组织，他们说要求美军撤出伊拉克，要不然就放生化武器把你们全都灭了。后来半天大家全都在想怎么解决这个生化武器问题，结果发明了一个疫苗就把问题解决了，然后用武力手段把全球人民解放军处理掉了。这次模联被同学形容成“Fantasy”--异想天开。
　　
　　北大模联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会议是比较正统的。当时我们代表挪威要申报挪威的木头城作为文化遗产。他们城里所有屋子都是木头做的，除了一个教堂。其实那个主要是规模比较大，包括有从台湾赶过来的代表。我们组有北京的，有一个南方的，会议还有两个台湾人。台湾同学以前没有参加过模联，可以算是新手，沟通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是他们还是很能干的，主要是我们要跟他解释这个怎么回事、需要些什么。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会议和别的不太一样，别的模联最困难的地方是在开会，然后协商。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则是要求在开会前写文件。因为一般申报材料都会有一两百页。我们最后没有写出那么多，有30多页，但是全是英文的。
　　
　　周五中午的活动是天文社观星。因为我们学校在郊区，所以看星星能看挺清楚的，我们就找个天文望远镜去观测。天文社是我们这届的同学办的。
　　
　　除了这些，还有一些突发性的活动。有一段时间我们为灾区义卖，去金五星批发了一些电动扇子到学校兜售。那是2008年5月底6月初的样子，天气很热，我们几个人扛着盒子，上面贴着“爱心捐助”的字样，就在清华大学里面搞义卖。刚开始清华大学里面有很多老教授过来会跟我们砍价，说我们卖得太贵。这让我们觉得很崩溃，但是又必须跟他们耐心地解释。后来我们只要有利可赚就卖，反正有一点是一点。到最后我们学会看准人了，看着家长带着孩子的，赶紧上去推销，你跟他说爱心捐助，哪怕是为了教孩子一些慈善观念，他们也会买的。
　　
　　还有外来女工服务中心的活动--那是暑假的时候我参加的实习。我当时管的是一个教室，因为女工经常会带自己的孩子来，她在北京找工作的时候孩子没有人看，经常自己往外跑，怕出危险。我们会给他们上英语课。我挺感慨的，因为教室在来广营，民工区，那里的环境很差，我没去那之前，你跟我说北京还会有这种地方，我都不知道。所以去那儿相当开眼界，和中关村的发达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这些人就生活在你身边。
　　
　　女工的小孩英文课不是特别好上，而且各个年龄的人都有，最小的差不多4岁，最大的比我大。我就给他们看最基础的动画片，比如这是苹果、这是橘子那种简单的片子，因为小孩看动画片学习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当时我的感慨就是，你如果看这些人的父母，可能会看出来他们条件不是很好或者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是你看孩子看不出来，所有的孩子看起来都是一样的，眼睛都是明亮聪明的，如果他们有比较好的条件，或者有更多的机会，如果有人教他们，他们长大了都是可以成为社会栋梁之才的。这就是我的切身体会，我觉得一定要有人给他们机会，否则就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