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到了六十岁左右,我忽然想到自己已届花甲之年,跟随我的徒众弟子,出家弟子就有千余人之多,我在退位时曾宣布,我在佛光山的行政工作可以退位,但是我跟徒众的师徒关系没有退位。因此想到多少可敬、可爱的父母,他们把子弟交到佛光山跟随我出家,其中多数都是经过父母培养,受过大专高等教育,至少也是高级中学毕业后,再经过佛光山丛林学院的教育,也算是大学学士了。
虽然我年幼离开故乡、亲人,但在我心底,所有天下年长的男女,都可以做我的父母。为了对所有徒众的父母表示尊敬,举办了“佛光亲属会”,让所有徒众的父母、家人,每年都到佛光山团聚两天,不但父母、子女可以畅叙亲情,也让我有机会跟他们报告子弟出家后的前途希望。所以这时的思想,又转入到应该为人间的“伦理关系”有所建立的阶段。
我有一千多名出家入道的弟子,我那么多的“佛门亲家”,虽然一年只聚会一次,但是大家都为儿女能得到一个好的安身立命的道场,感到欢喜、荣耀。有的上台讲演,表达他的欢喜,有的述说当初送子学道的心情。佛光山这许多青年子弟,也不辜负父母的希望,有的在各大学教书;有的从事文化事业,编辑报纸杂志;有的从事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有的在世界各地名校,继续各种研究……佛光山二百多个寺院道场的行政、社教、法务,都是由这一群人担当,所有的父母亲家,也经常在世界各地来去旅行,到处为家。甚至佛光山还优待徒众父母,将来可以随子弟住进佛光山养老机构安养,或者百年之后,归葬佛光山万寿园陵墓。尤其佛光山任何一个子弟的父母,也是全佛光人子弟的父母;从一两个子弟之家,到几千人的世界大家庭,其融和安乐,真是难以言说。
《梵网经》说,一切长者男子是我父,一切长者女子是我母,一切年轻男女是我的兄弟姐妹。诚哉斯言。当初我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写到佛陀为逝世的父亲担棺,为报答母亲之恩而亲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甚至为迦旃延的弟子均头沙弥,铺设床位,让他在自己的房中暂住。佛陀对尊师重道、孝养慈亲,以及爱护后学,树立了典范,谁说佛门不重视伦理呢?
佛光山提倡人间佛教,意味着佛教的出家人不是遗世独立,所以我倡导寺院道场为“四众共有”,我倡导各种不同种族要“同体共生”,我鼓励佛光山的儿女,在父母年老生日时,回俗家省亲祝寿。
世界的秩序,就是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护,就如儒家的《礼运大同篇》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更重要的,要让“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以佛光山除了推动文化、教育之弘法利生的事业以外,对于人一生的完成,养老育幼、生老病死的事情,更是特别给予关注。
人的一生,其实只有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生”,一是“死”。死的时候固然要死得无牵无挂,死得自在安然;生的时候,更要活得无忧无虑,活得平安快乐。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不断、“恐怖分子”猖獗,扰得人心惶惶。世界要和平,不但要发挥人性的慈悲、无私,还要讲究缘起性空、六度四摄、因果报应等,这些佛教的教义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无形力量。
我认为世界和平的促进,宗教应该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要把“有容乃大”的胸襟,从宗教之间推展开来,进而影响社会各个团体,这是宗教界的责任,也是对现代社会的贡献。
我一生倡导“融和”,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尤其致力于“宗教融和”。为了结合宗教力量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多年来我经常在世界各地与各宗教进行互访、对谈、交流。久远的不谈,就拿近几年来说,例如:
一九九七年我应邀前往梵蒂冈与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会面,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誉为“世纪性的宗教对谈”。
一九九八年,我应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弘法,同时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面,为中国佛教与马来西亚回教史,留下新的一页。
二〇〇一年,我在澳洲与卧龙岗市长George Harrison,及英国国教卧龙岗地区的主教Bishop Pipen,针对宗教与文化交流,彼此交换看法。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针对“宗教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我也应邀与天主教的瑞恩神甫,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等人,共同主持“宗教对话”。
二〇〇三年,我在巴西圣保罗的SE大教堂,与天主教枢机主教Dom Claudio,针对宗教对本世纪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进行“宗教对话”。
此外,美国西来寺于一九八八年落成后,二十多年来一直与相距五分钟路程的摩门教会保持友好关系。西来寺每年举办世界和平祈愿法会,邀请各宗教领袖以各自独特的宗教仪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
最近我甚至还为北港妈祖宫撰写《妈祖纪念歌》,我认为宗教之间应该要建立“同体共生”的关系,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体的五官,要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对于宗教之间的往来,我主张:教主不同,彼此要尊重,不可混淆;教义各有所宗,应该各自发挥;教徒之间则可以彼此沟通往来。
由于我经常与各宗教之间保持密切的互动,因此彼此也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例如,我与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台湾枢机主教单国玺、罗光总主教、丁松筠神甫等,都成为朋友。甚至天主教所办的智利圣多玛斯大学、台湾辅仁大学、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先后颁赠给我荣誉博士学位等。
其实说来惭愧,由于自己从小基本教育没有打好基础,虽然在佛门里有禅、净、律各宗的参学,称得上资历完整,但是我的人生道路走来也有一些起伏,崎岖不平,变化莫测,很多难以掌握的事情,也只有随顺因缘所转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出家一甲子以上的时间,虽然也有一些为教为众的理念,但由于自己没有“学有专精”,对佛教纵有些许的贡献,也不值得自我夸耀。尤其过去为了弘扬人间佛教,所写的都是一些通俗性的文章,虽然已如预期,发挥了接引社会人士普遍认识佛教的功能,可是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直到七十岁古稀之龄后,我发现自己的佛学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深入,因此在二〇〇一年发行《普门学报》,一方面提供学者有发表学术论文的园地,希望进一步提升佛教义理研究,为人间佛教建立思想体系,同时我也亲自为学报撰写论文。
近十年来,我在《普门学报》发表的学术论文包括:《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性刍议》《从四圣谛到四弘誓愿——论大小乘佛教融和的开展》《论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义——诠释三皈》《五戒及生权的内容》《六波罗蜜自他两利之评析》《人间佛教的蓝图》《比丘尼僧团的发展》《佛教兴学的往事与未来》《佛教与花的因缘》《佛教与自然生态》《佛教丛林语言规范》《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人间佛教的戒定慧》等。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对佛教的学术问题有所留意。不过在此之前数十年,因为出身在临济宗门下,对禅门的思想、语录,我一直喜爱撰文,对净土的念佛,更因一生参加过的佛七不下数百次,也有心得。
另外,过去青少年时期,在佛教学院所受的课程,大都是唯识学的经论,现在也不禁在心头慢慢明亮起来。虽然我的心中还是喜欢般若空性、缘起中道,不过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总是为各种众生所喜爱,所以我对于佛学的基本信念,并不喜欢分宗立派,分别你我,造成宗派之间的相互对立。
我尤其不希望学者们用研究佛教的角度,互相排斥、批判,这是自相残害,对佛教并无益处。我主张佛教的“圣言量”,你要信就信,不信也就罢了,但不可以用此经论,打倒彼学说,用彼学说,打倒此经论,这样只会分裂佛教,造成佛教的分歧,丝毫无助于佛心证道。
因此,我认为佛学是一大总相法门,佛教虽然“方便有多门”,但是“归元无二路”,就等于人生的道路,也是一直向前。佛道虽然遥远,只要我们树立生命的指针,假以时日,必定都能同证佛道,圆满菩提,这才是人生道路的终究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