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国民军北阀的一九二七年，当时军阀孙传芳担任八省联军总司令，反抗国民政府。有一天，他的部队在我家门口枪决一名民众。就在这个时候，我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

我出生时，根据母亲说，我的脸半边是红色，半边是白色，她认为自己生了一个妖怪，几乎不敢抚养我。后来经过一段时日，我才逐渐恢复得和一般正常婴儿一样。

我从小家庭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朴实的普通平民，介乎农、工、商之间。父母生养了四个儿女，我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犹记得八岁那年，正当岁末冬残，年关将近的时候，家人都出外张罗年货，准备要过新年了，家中只留下十三岁的哥哥和我。这一天，大哥李国华兴匆匆地从外面回来，告诉我河水都结冰了，他刚刚才从上面走了一趟回来。我一听，好奇心驱使，就说我也要出去走一走。

当我走出家门后，大哥就把门关上，并且上了门闩，大概是想让我在外面多玩一些时候吧！我一个人来到冰河上，兴高采烈地走着，忽然见到远远的地方好像有一个鸭蛋，心中不禁暗暗窃喜：鸭子在冰上生蛋，没有人发现，我可以去拿。

于是我一步步地走向“鸭蛋”。岂知这时突然“轰隆”一声，整片冰应声碎裂，我就这样掉进了冰窟里。原来所谓的“鸭蛋”，其实是冰将破裂时的冰印，因为状似蛋形，所以让我误以为是鸭蛋。

生长在寒带地区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一旦不慎掉进冰窟里，即使旁边有人，也很难救援，因为上有厚冰覆盖，必须把冰块打破，才能下水救人。通常经过一番周折以后，人在里面早已冻死，何况在我掉入冰窟时，四周并无一人。

我在冰窟里究竟挣扎多久，已经不复记忆！只记得我回到家门口敲门时，全身衣服上都是碎冰。大哥开门一看，整个人都吓呆了。事后家人怎么样也想不到，在这样的遭遇下，我竟然还能捡回一条小命。如今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明白其中的原因。

其实我这一生，类似这样走过“生死边缘”的经验，不止十次、八次以上。由于我自幼经常跟随外婆进出佛堂，四五岁时就懂得茹素，也会背诵《般若心经》，因此一生对佛教的信心，反而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危险遭遇中，更加长养，更加坚定不移。

经过了第一次的死里逃生，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记得那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大雪飘飘的日子，日军攻进南京城，当时十岁的我，身上扛了一条被单，跟着一帮民众开始了逃亡的生活。我们一路向北方走，半途看到一百公里外的南京，火光冲天，真是烧红了半边天。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就是日军正式展开大屠杀的时刻。

记忆中，我们先在兴化县一个车棚里住宿，后来又在村子里一间神庙安身。不多日，整个江苏就全部沦陷了。逃难中，年老的外婆九死一生，不但从日军刺刀下逃过一劫，也曾经泡在江水中，所幸靠着一件冬日的棉衣而不致淹死，再度逃到兴化与我们会合。

大概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全部占领了江苏，外婆挂念家产，要回故居一看。不知死活轻重的我，也吵着要跟外婆一起回家。外婆一向疼我，于是我们祖孙二人又花了两天的时间，步行到江都。这时候江都的小镇已完全被战火摧毁，几成一片瓦砾废墟。外婆的家比较有规模，倒塌的瓦砾中，余烟还在袅袅上升，我家的四间草屋，也都成为一堆灰烬。

正当我和外婆在家居左右凭吊时，外婆看着烧毁的房子，舍不得一生心血就这样付之一炬，因此在瓦砾堆里翻弄，大概是在找一些未烧完的破铜烂铁。就在这个时候，不幸被日军看到，马上就将外婆带走了。我一路哭喊着在后面跟随。不知走了多远，日军用刺刀拦住我，不准我前进，因此我和外婆就此分开，之后也不知外婆被带往何方。

后来，听说年过六十的外婆被日军带到营房里当伙夫。因为当时人民不是逃光，就是杀光，日军每日三餐需要很多人手工作，外婆因此得以幸免于难。我和外婆分开之后，独自留在小镇上，举目所见，尸骨遍野，有的尸体漂在河流之中，头下脚上；也有的陈尸路边，只剩下手脚，内脏已被饥饿的野狗饱餐充饥。这些啃食人肉的野狗，一只只看起来都是一脸凶相，甚至当我回到家中，我家的狗看到我，两只眼睛也是露出红色的光，凶恶的眼神令人恐惧。不过由于过去我对它们一直爱护有加，因此它们看到我，还是表现得十分亲热。

人的求生潜能是无限的。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幼童，与外婆分散之后，四顾茫茫，不知道回头路途如何走法，前进也没有方向。这时候，偶尔远远看到日军，我就急忙朝死人堆里一躲，装着我也是死尸之一。因为时值岁末，天寒地冻，大地已成为一个大冰柜，所以尸体虽多，却未曾腐烂，除了血迹斑斑以外，整个人体僵硬完好。我躺在死人堆中，几次听着日军的军靴踢踏踢踏走过，侥幸未被发现，让我从“生死边缘”中，第一次深刻体悟到生命的无常与恐怖。

后来，外婆从日军的伙夫房里偷偷逃了出来，竟然又找到了我，我们祖孙得以再见。外婆于是又带着我，一路躲躲藏藏，我们又逃到兴化，和家中的其他人相聚。就这样我在兴化居住两个多月，从此再也不敢吵着要回家了。

在日军攻占南京的时候，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实施所谓“三光”政策，也就是烧光、抢光、杀光，所以从南京到江都，一路上所见到的景象，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工作的父亲，想是在逃难回家的途中，不幸死于战乱，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的面。直到十八岁那年，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有一堂作文课，我写下了《一封无法投递的信》，表示我对父亲的哀悼，用以追忆。

回顾历史，当年日军攻占南京，造成“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惨剧，日本士兵泯灭人性，固然令人发指，其实中国的军队派系之多，彼此倾轧，互不团结，尤其守军将领唐生智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完全没有大将应变的智慧与能力。当日军兵临城下时，他第一个弃城逃走；在此之前，他把南京通往长江以北的一切船只，完全封锁，所以在日军进城以后，军民过江不易，致使数十万军民惨死在石头城下，或扬子江边，伤亡之惨重，令人不敢回想。

一年多以后，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和母亲从江都出发，沿途寻找失去音讯的父亲。其时京沪路上一片萧条，人烟稀少，到处都有日军站岗，我们一般平民百姓，只要在肩膀上挂着一个“红太阳”的臂章，日军大都放行。

我在寻父的途中，路经栖霞山寺，虽然当时年幼无知，也感觉到前途茫茫。不过大概也是我的福德因缘吧，由于战争，反而成就我在栖霞山剃发出家。回忆从抗战开始到我出家，一年多的岁月里，游击队和日军不断在家乡的小镇上，进行拉锯战。白天日军扫荡，夜间游击队反攻。那个时候，儿童并不知道枪炮子弹的凶残，经常在战争过后，争相跑到刚才作战的区域，以数死尸为乐，看谁数得最多，谁就是赢家。后来出家为僧，回想起那一段在“生死边缘”游走的日子，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打发过去的。

只是，日子虽然走过来了，但苦难并没有完全过去。就在出家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十七岁那年，我忽然染上疟疾。记得那时正值秋天，一般叫做“秋老虎”。根据老一辈的说法，在秋天染上疟疾，存活的机会很少。我自己也抱着等死的心情，其实应该说死活都没有想，因为觉得在十七年的岁月中，人生并没有什么享受与快乐，所以不觉得活着很好，也不觉得死亡有什么可怕。在那个年代里，尤其是在深山古寺的大丛林里，如果一个人死了，也没有人知道，甚至连死亡证明都不必开立，只要送到山上的火葬场火化。大众要到早晚课时，发现灵前多了一个牌位，程序多了一个灵前回向，才知道又有一个人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