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患疟疾最明显的病兆，就是全身忽冷忽热。当我在病榻上寒热交加的时候，恩师志开上人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得知我已卧病半个月，特地派了方丈室的道人送来半碗咸菜。大概因为无盐无油，最适合病患食用，所以后来我竟然不药而愈。回想当时接到半碗咸菜，我真是感激涕零。因为自从出家以来，从未受过别人的关爱，因此虽然只是半碗咸菜，但我内心油然生起一分感动，觉得我的师父真好。同时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心中默默发愿：将来我一定要弘法利生，以报师恩。

翌年，我升学到镇江焦山佛学院，那是全国佛教界最高学府，一般学生很难考进。在焦山佛学院三年的时间里，记忆最深刻的是，二十岁那年，我全身皮肤生脓，长出一颗颗的“脓疮”。因为步行艰难，有一天同学们都去过堂用午斋，我一个人坐在庭院的石凳上照顾学院。忽然一对年轻的夫妇看到我，好奇地走过来问我：“你今年几岁了？”经他这一问，我忽然想起当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就回答他：“我今天刚好二十岁。”问者可能没有听出我话中的意义，他把我的话当成“我今年二十岁”。

在我全身长满脓疮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会罹患这样的恶疾呢？记得当时全身的皮肤溃烂流脓，只要穿上一件衣服，就整个粘贴在皮肤上。每回要把衣服脱下来换洗，就像脱了一层皮一样，血肉模糊，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惊人。

当时我阅读佛教史，知道唐朝的悟达国师曾在腿上患了“人面疮”，也就是伤口像人面一样，甚至还有嘴巴，必须喂以饮食，才能抑止疼痛。后来遇到一位圣僧，告诉他这是业障所致，不是肉体之病。悟达国师经圣僧指点，以水洗涤，消除罪业。后来为了启示后人，悟达国师因此作了《慈悲三昧水忏》，流传至今。

在那个青涩的年岁里，我想起了悟达国师的故事，只有虔诚皈依观世音菩萨，礼拜忏悔。当时也没有人谈到这种病可以医治，但记不清是如何获得同学给我一粒“消治脓”的药，吃下去后隔天立刻消肿，不数日也就完全康复了。

后来根据别人的说法，这是因为在抗战期间，死人的尸体浸泡在河水之中，生人饮用之后，瘴毒积在体内，经过一段时间，瘴疠之气发作，所以产生的怪病。别人姑妄言之，我也姑妄听之，因为能够不死，重新燃起再生的希望，也不禁万分庆幸，感谢佛恩，因此更加坚定相信“佛力不可思议”。

一九四八年，我时年二十一岁，应聘在出家的祖庭大觉寺边上一间国民小学担任校长。说来惭愧，我一生不但从未进过小学，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承蒙宜兴教育局委任我当校长，大概因为乡村人才难找，他们听说我从南京回来，以为我必然见过世面，学有专长。其实我毫无经验，不过为了振兴佛教，在我的生涯规划里，早就希望为佛教开办一间农场，兴设一所国民义务学校。这是我期望已久的工作，如今有了这个机会，我自然全力以赴。同时我也相信“做中学”，自觉能力应该可以胜任。

可惜，当时国共战争又起，经常在学校里上课，听到“砰”一声枪响，知道附近又枪杀了人。不管白天或深夜，经常听到狗吠，都让人胆战心惊。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部队毫无军纪，我不知道是哪个营队，只要他们从寺里经过，所有牙刷、毛巾、肥皂，立刻不翼而飞，其他能顺手带走的东西，也都被那些穷苦的军人搜刮一空。

终于有一天，记得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半夜里被人叫醒，睁开双眼一看，几十个武装军士用长枪短枪对着我，喝令道：“不要动！”我当时并不害怕，只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军队。正当我还在纳闷时，不由分说地已被五花大绑，强带着跟他们在黑夜里穿过田野，越过荒原。大约一小时后，我被带到一所空屋，里面早已捆绑了数十人。我一到达，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官的样子，大吼一声：“把他吊起来！”所谓吊起来，就是用绳子扣着两手的大拇指，悬空垂挂在那里。

我当时一听，心想这下可能要受苦了。但是随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边耳语两句，他马上说不要吊我，只把我捆绑在一旁。于是我就待在这间空屋子里，看到今天枪毙两个人，明天原本健康的人，好端端地被带出去，不多久就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了回来。

这时候我想到佛教说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伤他人，看看轮到我。”就这样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被用绳索捆绑着带出空屋，也不知道将会被带往何处。只见一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家如临大敌一般。我心想，这必定是要把我绑赴刑场，应该是要被枪决了。

一个人面临死亡的那一刻，心里的感受如何？一般人很少有这种经历。当时我并不畏惧，只是感到万分遗憾，心想：我才二十二岁，到这个世间上来，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就这样又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师父上人一定不知道，此刻我就要被枪决了，母亲也不知道，她的这个儿子只能活到二十二岁！人生真像水泡一样，“啵”一声，水泡破灭了，世间一切又归于平静。

这样想着想着，已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只见里面放着各种刑具，包括老虎凳、铁钳子、铁链、三角带、狼牙棒、木棍等。我以为免不了要受刑，如此即使没有在刑场上被枪毙，也是活罪难逃，最后也会跟其他难友一样，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回去。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位主管竟然当场释放了我。我记得当天由师兄带我回寺，途中所经的道路虽然屈曲，但还算平坦，可是我的双脚却不听使唤，一路上就像跳舞一样地回到寺中。我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颤抖，只是经过十多天的关闭，两只脚已经不善于步行了。

我在宜兴的那段岁月，被关了十多天的土牢，竟连对方是什么党、什么部队都没有搞清楚。这时我思忖着，虽然又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但是当地的治安如此恶化，实在不宜再逗留下去，因此告别师兄，回到南京。

在南京，初任华藏寺监院，再任住持。但因时局实在动荡，尤其徐蚌会战，国民党失败，南京已经陷入一片纷乱。在京沪的路途上，逃亡的难民之多，大家争先恐后地抢搭交通工具，有的抱着火车头，有的人盘踞在火车上，一脚在车内，一脚在车外。路边的死尸随处可见。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发愿集合同道，希望组织“僧侣救护队”，救伤恤亡。

然而，“僧侣救护队”岂是民间之力所能组成？只有寄望公家机关能够成全。那时我指望“僧侣救护队”能做一个短期的训练，唯一可去的，就是台湾。所以在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领导了七十余名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抵达了事前茫无所知的台湾。只是从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行走在“生死边缘”的险路上。

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来到台湾，但是没有入台证，幸经前“内政部长”吴伯雄先生的尊翁，时任“警民协会”会长的吴鸿麟老先生出面为我作保，我才得以获准留台。但是当时台湾省政府听信广播，说大陆派遣五百位僧侣到台湾从事间谍工作，因此我和来自大陆的一群僧青年，不分青红皂白被分别关在台北、桃园等地。

其中，慈航法师被关在台北，我和律航法师等一行十余人，被关进桃园的一所仓库里。有一天，忽然传来命令，将我们绑起来拉去游街。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一所警察局，里面一人见状，大骂一声：“谁叫你们把这些和尚带来的，赶快带回去！”于是我们又被带回仓库，就此在里面住了二十三天。

最后幸经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曾任“台湾省主席”吴国祯先生的父亲吴经熊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员”董正之先生、“监察委员”丁俊生先生等人营救，才把我们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人民只要一经逮捕，很少能活着出去的。即使侥幸获释，也已遭刑求而伤筋断骨，体无完肤了。我们虽然没有死于冤屈，也没有受到刑罚，但从此难获台湾各地寺院的信赖，他们不能接受来自大陆的僧青年。不少人到处挂单遭拒，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许多有为的僧青年就这样流失了，殊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