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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从安安的安排，去了畅意。

汪经理最后安排的结果是让我做全职。他说，媒介部刚成立，人手少，事情多，让我先稳定熟悉一阵。又与我谈薪酬，月薪4800，适用期一个月，适用期工资拿一半，问我是否接受。

我信用卡上还有赤字，并没有太多可资谈判的筹码。于是点头成交。

媒介部隶属于市场部。我的顶头上司邱淑玲女士跟我一样是位高龄剩女，她以工作狂的典型症状扎实地践行了她的座右铭：爱自己，爱钞票。钞票比男人更可信赖。

邱淑玲女士待手下不薄，出差回来会给部门员工带小礼品，虽然多是钥匙链、指甲刀之类的小玩意，扔在抽屉里，偶尔也能派上用场；部门每次完成项目，她会请大家吃饭，档次虽然不太高，多是簋街那一带，好歹也能打打牙祭。她最大的毛病，就是自己是剩女，把全部门的人都当剩女看，以为大家下班后都会像她那样空虚落寞没事干，于是任务一件接一件地压。每天晚上8点，大家都齐刷刷地钉在板凳上。敬业如斯。

安安有时候来电约我晚饭，我都没有空。

“这么忙？”

“是啊，你跟你哥哥反映反映，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没有前途的。”

安安笑：“哥哥这么不亲民，你还没碰到？”

“沈大人等闲人怎么见得到？再说了，就算他来探班，恐怕也不会如胡主席一般与底层人一一握手致意吧。”

玩笑归玩笑，确实，在此处工作了月余，我一次未见沈觉明。当然我不能自作多情地认为他一听到我的消息便要过来探视，也不便自讨没趣地认为他至此还对鄙人耿耿于怀，用他的话说，恨是一种抬举。

我压根不值得他抬举。

“锦年，生日打算怎么过？”安安又问。不久便要到我生日，实话说，对于生日，我并不怀隆重的心思，一个人在外谋生也时常会忘记，但是跟她哥哥一起的日子，每一年都不会错过。还记得第一次他送我一只亮屁股的小虫，最后一次，他送我一句“对不起”。收到亮屁股虫的时候，我还未曾喜欢上他，而当他说“对不起”时，我们已到了分手的边缘。

那是三年前的事。

三年，在时间的坐标中不过短短一程。但在情感的演进中，足能够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

张爱玲说，没有一场爱情不千疮百孔。怎么不是呢？

“如果没有安排，到我这来吧，”安安继续说，“我看了下时间，正好是周末。”

我恭敬不如从命，生日前晚，就去了安安那里。

安安在学校附近拥有一间公寓，我是第一次登门。屋子不大，但是户型很好，南北通透，窗子一律做得很大，可以镜子一样吸纳大把大把的阳光。我记得有个人是很喜欢阳光的，他就是陈勉。安安有很多习惯都是在遇见陈勉后改变的，比如吃辣，比如晚跑，比如热爱阳光。

为欢迎我的到来，安安特意给我做牛扒，用黄油煎，加上洋葱、香菇和培根沫。她和她哥哥本质上一样，都对情调有着一种天然的需求。尽管为了陈勉，她一而再地放低身段，出身的烙印是改变不了的，我并不是很清楚，陈勉当年有否爱过她。

这已经是一个不必再去回首的问题。

无论安安还是我，我们最终都丢失了陈勉。曾经的三位一体，已经分崩离析。各人过各人的生活。生活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

然而，往事总有它千丝万缕的触角。就像现在，浴着阳光，啜着红酒，刀叉碰到金边盘沿发出清脆明亮的击打声时，我无法不去想那个秋天，当我叩开一扇门，看到安安穿着寻常家居服、挽着松散的髻、女主人一样应门时，我刹那间的心慌意乱。她身后是一个如现在一样干净整洁的家。

她与陈勉总是有一段交集的。或浓或淡。我却没有权力去了解其中的细节了。

我跟陈勉，从出生就注定了不可能。然而，在可不可能还未见分晓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清涩年华铸下了最沸腾的记忆。感情如果是错误，也已经长成歪扭的大树，无从拔除。我的青春的伤口如同初恋会在记忆中永久地标记。这真的与道德无关。

时间沉沦之后，在一个人的旅途上，我曾经幻想过与他的见面。那个时候，我想我已经拥有了足够从容的心境。明白很多事时光自有解决之道，不必强求，也不必强舍。我想我会上去跟他打个招呼，轻轻说声“嗨”。 他也许还记得我，也许已经忘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彼此在生命中交叉，留下永久的牵念。

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我的青春已经遁去，谁来陪我度这锦瑟华年，还没未有答案，但是毕竟生命的秋光还不曾凛冽。不妨用旧日的鲜花着锦，来应这急景流年。

安安举杯，说祝酒词：“笑，全世界同你一起笑，哭，你便独自哭。”她是个小资文青，喜欢张爱（玲）、杜拉（斯）。人家的名句张口即来，文雅得可以。

碰杯。喝到醉眼朦胧。我们躺到地毯上，看彼此都很喜欢的一部老片--《两生花》。安安喜欢里边的音乐，据说是根据但丁的《神曲》谱的曲子。叫：迈向天堂之歌。在影片结束、呈现黑屏、唯音乐缓缓流溢时，安安闭上眼，跟着节奏轻轻哼。

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歌词翻译过来就是：既然我只能用迈向天堂之歌来呼唤你，就让我们在天堂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