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你这些不愉快的想法只是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在相恋之初，斐利贝和我就订下了如此不寻常的协议。我们曾对天发誓，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不结婚。我们甚至承诺永远也不过问对方的财产状况，以确保不会再度陷入为了分摊抵押贷款、契约，争夺房产、银行存款、厨房用品，甚至是喜爱的书籍而吵吵嚷嚷的梦魇。在许下这些承诺之后，我们才可以心平气和地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那些许下婚约的新人们会感到被誓言所保护一样，永不结婚的承诺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丝心理上的安全感，这样我们才有勇气再一次地尝试去爱。而我们的这个承诺--一种自觉的私底下的承诺--让人最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所包含的自由。

我们感觉仿佛已经搭上了通往幸福的直通车--有些东西，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和爱情一样，但是绝没有爱情带来的那些问题。”

所以，直到2006年的春天，我们一直过着这种互不干涉的生活，无拘无束地共同营造一个微妙的独立世界。如果我们就此过上幸福的日子当然很好，可惜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打乱了这一切。

这件事还牵扯到了美国国土安全部。

这个麻烦就是，虽然斐利贝和我拥有那么多的共同点和美好时光，可惜我们并没有相同的国籍。当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是一名巴西籍的澳大利亚公民，却常年住在印度尼西亚。而我是一个美国女人，除了旅行之外，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的东海岸。起初，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份无国界的恋爱会有什么问题。现在回想起来，也许那会儿我们应该多考虑一下。但正如老话所说的：鱼和鸟确实可以谈恋爱，但是它们住在哪儿呢？我们相信会找到解决难题的方法，因为我们都是出色的旅行者（我可以变成一只会潜水的鸟，而斐利贝就是那条会飞的鱼）。所以我们在一起的第一年时间，基本上是在天空中度过的--跋山涉水，飞跃过海洋和大陆，只为了能在一起厮守。

幸运的是，我们的工作也可以为这种自由的生活提供便利。作为一名作家，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写作。而作为一个珠宝进出口商，斐利贝在美国有很多的生意，这也需要经常旅行。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规划好自己的行程。我会飞到巴厘岛去，他也可以到美国来，我们还可以一起前往巴西，或是在悉尼再聚首一次。我在田纳西州立大学兼职教写作课，这样在一年当中的某几个月里，我们还可以一起住在科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州城市）一家酒店又潮又旧的房间里。（顺便说一下，如果你想试一试两个人的关系稳定程度如何，我建议你可以尝试在这种居住条件下生活一段时间）

我们就这样生活在一个断断续续、马不停蹄、时聚时散的状态之下，就像那些神秘的跨国保护计划中的证人一样。虽然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的关系还是相当稳定的，但是考虑到那些昂贵的国际航空旅行，它也同样面临着不断的后勤挑战。而且这种生活也造成了一种心态上的焦虑。每一次重聚，斐利贝和我都不得不重新开始了解对方。每一次当我在机场焦急地等待他出现的时候，心里总是发出这样的疑问，我能认出他吗？他还会认识我吗？因此，一年以后我们俩都开始寻求更加稳定的生活方式。斐利贝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放弃了自己在巴厘岛那简朴但非常可爱的小屋，搬进了我新近在费城郊区租下的小房子里。

虽然从巴厘岛搬到费城郊区的举动似乎让人很难理解，但斐利贝发誓说，他其实很久以前就对热带的生活感到厌倦了。他抱怨说，在巴厘岛的生活实在是太没意思了，每一天都是对前一天单调而空洞的复制。他坚称，在遇到我之前，就已经一直在打算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当然，对于从未生活在天堂中的人来说，这种厌倦是无法理解的（我也觉得这个想法有点疯狂），但巴厘岛一成不变的美景也确实让斐利贝感到沉闷和厌倦。可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小屋里度过的那些个迷人的夜晚，我们赤着脚坐在屋外，在温暖的11月里，我们任由露水打湿自己的身体，一边喝着酒，一边仰望着稻田上空璀璨的星河，阵阵微风从摇曳的棕榈树间拂过，带来了远方寺庙遥遥晚祷的声音……可是斐利贝看着我，叹了一口气，直截了当地说：“我再也受不了这个鬼地方了，我迫不及待地想搬到费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