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这样，那就出发吧，目标坑洼兄弟之城①[1]（费城）！事实上，我们俩都很喜欢这个地方。我们租的小房子离我姐姐住的地方不远，这种近对我非常重要，我又可以重温家的感觉了。此外，经过了多年的远游之后，重新回到美国生活让我们感觉非常好，甚至有一点兴奋。尽管这个国家有种种的不如意，但我们仍对这里的生活充满了兴趣：一个迅速发展的、拥有多元文化的、充满了各种矛盾、机遇和挑战的活力之国。

在费城，斐利贝和我建立了自己的小窝，召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生活会议，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他继续卖他的珠宝，而我则找一些需要常驻某地进行考察和研究的文章来写。他做饭，我清理草坪，每隔一段时间，我俩中的一个就会拿起吸尘器来打扫卫生。我们合作得很好，从没为日常琐事争吵过。这让我们信心百倍，对未来充满了乐观。

是的，我们的日子过得挺不错。

但是，安稳的日子并不长久。斐利贝的签证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这是他合法停留在美国的最长期限，然后他就不得不到其他的国家待上一段时间。如果他一个人离开，我只好暂时与书籍和邻居为伴。好在几个星期后，他还会回到美国，重新开始一个九十天的签证有效期，我们也就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了。这件事可以证明我们是如何珍惜彼此的承诺，这些九十天的相聚只会让我们更加亲密：三个月刚好是两个敏感的离婚者可以掌控，而又不会感到恐慌的完美时限。而有时，如果日程不冲突的话，我也会参加他的签证之旅，陪他一起离开美国。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一天，当我们结束一次海外商务旅行后，回到美国的时候会发生那件事。由于买的是打折机票，所以我们降落在达拉斯的沃斯堡国际机场。我先通过了安检门，同我的美国同胞们一起顺利地走出来。我走到通道的另一边等着斐利贝，他正站在长长的一队外国人中间。我看着他走到安检的官员跟前，那个人开始仔细地审核斐利贝那像《圣经》一样厚的澳大利亚护照，翻看着每一页，每一个标记，每一张照片。通常情况下，他们是不会如此小题大做的，这让我渐渐地开始紧张起来。我注视着，期待着对于每一个入境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声音：印章盖在护照上的厚重的、坚实的“哐”的一声，就如同在图书馆里常听到的一样。可惜它始终没有出现。

相反，那个安检官员拿起电话，低声地说了几句。过了一会儿，一名身着国土安全部制服的警官走了过来，把我的恋人带走了。

那些穿制服的男人把斐利贝扣留在达拉斯机场已经有六小时了。在这六小时里，我被禁止探视，也不允许提出任何问题，只能坐在国土安全部的候客室里等着。这是一间单调的房间，白炽灯在头上泛着刻板的光，里面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焦虑的人们，每个人都因恐惧而呆呆不语。我不知道他们会对斐利贝做什么，也不清楚他们想从他嘴里问出点什么。我只知道他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但这也不过就是个心理安慰罢了。当时正是小布什当政的最后几年，如果你有个异国恋人正在被政府关押的话，对你来说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一直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像14世纪神秘的诺维奇的茱莉安①[2]一样祈祷：“一切皆好，一切皆好，所有的事情皆会好。”可惜我一个字也不相信。一切皆不好。所有的事情皆不好。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从塑料椅子上站起来，试着从防弹玻璃后面的移民官员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但他对我的要求不置可否，每次都重复着同样的答案：“当我们有任何关于你男朋友的消息，小姐，我们会通知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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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费城又名“兄弟情义之城（city of brotherly love）”，这里作者更改了最后一个单词（city of brotherly potholes），表达一种幽默的含义。

[2]①《圣经》中的祈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