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我做的所有事就是一边陪着斐利贝四处漂泊，一边费尽心力想把他弄回美国，然后顺顺利利地结婚（警官汤姆已经警告过我们，如果我们打算结婚，无论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别的什么地方，都只会让国土安全部很不爽，结果就是大大拖延我们办理移民的速度）。所以在那段日子里，我脑子里想的、眼里看到的、甚至嘴里说出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错综复杂的婚礼。

我让住在费城的姐姐（她正好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历史学家）给我寄来了整箱子关于婚姻的书。无论我和斐利贝旅行到哪里，我都会把自己关在旅馆的房间里读书，与那些杰出的学者们做无数小时心灵上的沟通。比如说斯蒂芬妮·昆茨，虽然我从未听过她的名字，但现在我已经视之为自己的英雄和导师。老实说，正因为阅读，我们不是合格的旅行者。在那几个月的旅行中，尽管斐利贝和我到过很多风景如画的地方，但我们仿佛从未关注过这些人间胜境。这段旅行不像是无忧无虑的度假，更像是一次逃离麦加的惊险历程。我们无法享受旅行的乐趣，因为我们是被赶出来的，我们中的一个人不被允许再回家了。

另外，我们的财政状况也令人担忧。虽然我的上一本书《一辈子做女孩》在不到一年之前登上了畅销榜首，但它并没有被大受追捧，至少没有像我们预期的那样。斐利贝的收入来源也被完全切断了，所以我们目前只能靠我的稿费维持生计，而且我不确定还能维持多久。也许还可以将就一段时间，但终归会用完的。我本来已经开始着手写一本新小说，但写作计划很快就被斐利贝被驱逐出境所打断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跑到东南亚来，两个人寒酸地挤在大约三十美元一晚的旅店里的原因。不过我并不认为这段时期过得很艰难（看在上帝的分上，好在我们不是挨饿的政治难民），我只是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奇怪而紧张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未来的日渐迷茫，这份困惑和沉重也在与日俱增。

我们就这样四处流浪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企盼着美利坚合众国驻悉尼大使馆的召唤。我们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就像一对失眠的夫妇寻找一张虽然不舒服，但足可以安睡的床铺一样。许多个不眠之夜，我躺在黑暗中辗转反侧，思考着自己对于婚姻的矛盾和偏见，把自己在书里读到的信息加以分类，希望可以从中得到足以自我安慰的结论。

我要说明的是，一直以来我所研究的部分仅仅局限在西方历史框架内，所以本书也逃不脱文化的限制。任何对人类婚姻有研究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会从我的叙述中找出巨大的间断和差异，这是因为我并没有把整个人类历史和疆界考虑进来，甚至还略过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概念（比如说一夫多妻制）。这让我感到很轻松，而且确实受益匪浅。或许我应该更加深入地去探究各地的婚俗习惯，但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举个例子说吧，如果想要准确了解伊斯兰社会婚姻的复杂本质，你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根本没法从容地去研究它。我的脑子里仿佛有个闹钟一直在催促着：无论你喜欢与否，也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一年之内，你必须要结婚了。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就只好暂时将目光锁定在了西方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上，以便更好地去理解我所承受的责任，对家庭构成的叙述，以及从人文角度产生的一系列特殊的焦虑。

我希望所有这些研究可以减轻我对婚姻深深的成见。我不确定这一定有效，但是不管怎样，过去的经验表明，你了解得越多，心态也就越平和。（就像传说中的侏儒怪一样，只要你能揭穿他们的伪装，有些恐惧是可以被打败的）。最重要的是，我真的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法，确保我能和斐利贝安然度过那个大喜的日子，而不用像吞下一颗坚硬而难咽的药丸般痛苦。可能我有些老套了，但是我认为在结婚那一天就应该是快快乐乐的，开心而且神志清醒，这样就够了。

本书记述的就是我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的。

每个故事都需要一个开头，就让我们从越南北部的山村开始讲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