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不想让斐利贝承担起做我另一半的巨大责任，这只会使他徒增烦恼。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他还不能，即使他自己也想这么做。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这就是我的生活习惯。弄懂了这样的事实，我才可以说自己在哪里结束，别人就在那里开始。这话听起来像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小花招儿，但我必须说清楚的是，我花了三十五年才弄清了这一点，明白了那些理智的人们对隐私的看重。就像C.S.刘易斯①[1]在形容他妻子时说的那样：“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我有我的痛苦，与她无关；而她有她的隐忧，不干我的事。”

换句话说，一个人加上一个人，有时候还可以等于两个人。

可是我怎么会知道自己不再陷入迷恋当中？我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吗？斐利贝对我有多忠诚呢？我们不会因为外界的诱惑而背叛对方吗？

当我意识到斐利贝和我已经变成了我姐姐所说的“长期囚徒”时，就开始反复地在心中询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老实说，说到忠诚，我对他比对我自己更有信心。斐利贝在感情生活上的经历比我更简单。他是个无可救药的一夫一妻论者，对待自己的伴侣一心一意。他的忠诚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一旦他认准一家餐厅，就恨不得每天晚上都去吃饭，从不考虑换换口味。如果他爱上一部电影，他能连续地看上一百多次。他最喜欢的衣服可以穿上一年。记得我第一次给他买了一双新鞋的时候，他对我说：“噢，你真是太贴心了，亲爱的，但是我已经有一双鞋了。”

斐利贝的第一次婚姻破裂并非是因为不忠（他已经有了一双鞋子，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相反，他们的婚姻承担了太多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不幸，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件很遗憾的事，因为我真的认为斐利贝是个完美的丈夫。他对婚姻的忠诚是骨子里的。我这么说可能有些随意。不过近来学界盛行着一个理论，它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打算生孩子的人，另一种是打算养孩子的人。前者形形色色，而后者总是一成不变。

这就是著名的“好爸爸和坏爸爸”的理论。在进化学的圈子里，这个观念并不作为一个道德评判标准，而是被降格当做遗传基因的水平线。在男性体内似乎存在着一种叫做“血压激素受体基因（vasopressin receptor gene）”的微量化学成分。具备这样基因的男人通常忠诚可靠，是值得信赖的伴侣，可以与之生儿育女，白头偕老。（就让我们把这种男人称做“哈利·杜鲁门①[2]”吧）另一方面，而缺少这种基因的的男人缺乏家庭观念，很容易出轨，经常会出去寻花问柳。（我们管这样的男人叫“约翰·F·肯尼迪②”）。

在女生物学家当中，流传着一个笑话，说的是在男性生理解剖当中，他的准伴侣只会担心一个部分的尺寸。不要乱猜，我们说的是他的血压激素受体基因的长度。拥有较短基因的约翰·F·肯尼迪们在这个世界里到处游荡，四处留情。他们的后裔遍地都是，这对人类这个物种来说是个好事，但是对那些爱过她们的女人来说则是一场噩梦。而那些具有较长基因的哈利·杜鲁门们则经常会发现自己抚养的是约翰·F·肯尼迪的孩子。

斐利贝是个“哈利·杜鲁门”式的人。当我遇见他的时候，我刚刚离开了一个“约翰·F·肯尼迪”，对于他们的光鲜的外表和用情不专极度厌倦，我想要的只是一份坚贞的承诺。但是我并没有把斐利贝的一本正经当回事，也没有过于看重自己的忠贞。历史告诉我们，在爱情和欲望面前，几乎任何人都是无能为力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挑战着哪怕最坚固的忠诚。也许这就是我们最害怕的东西，当我们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那种难以控制的“事情”就会出现，并最终打破这个平衡。

你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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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作家、教授、学者，一直任教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英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纳尼亚传奇”系列的作者。

[2]①②此处用两名不同风格的美国总统来指代老好人和花花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