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可能会在二十五岁时结婚吗？有理智和谨慎的人都不会这样做的。不过我也不会邀请理智和谨慎的人出席我的婚礼。（由于我的坚持，新郎的客人里也没有这样的人）。无论怎么说，我都是一个粗心的女孩。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一篇报道，说的是一个人造成数千英亩的森林被烧毁。这位肇事者开着车在国家公园里逛了一整天，车后的消声器脱落下来，刮碰到路面，擦出的火花落到干枯的灌木丛中，这样每隔几百英尺就点起一小堆火苗。后面其他开车的人不断地按喇叭、挥手，试图引起司机地注意，但是车里这位依然自得地听着收音机，对身后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这个人就是年轻时候的我。

当我到了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当我和前夫携手毁了我们的婚姻的时候，当我的生活被彻底打乱的时候，我对几个好人和几个不怎么好的人，还有一大群无辜的旁人问道：“你不是在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我弄出来的吧？”

然后我就抑郁了。

贵格教派的牧师帕克·帕尔默在谈及自己的生活时说过，抑郁就像一位老朋友，帮助他摆脱了过去极度夸张的虚假欢愉。帕尔默说，是抑郁带他回到了现实当中，可以脚踏实地地生活着。在豪放不羁地生活了很多年之后，我也需要把自己带到现实中来。我也需要抑郁起来，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要严肃而且悲伤。

我利用那段孤独的日子来认真审视自己，如实地回答痛苦的问题，并且在一位医生的耐心帮助下，寻找过去惨淡人生的原因。我四处旅行（比方说和英俊的西班牙人邂逅在汽车终点站），努力追寻着快乐的真正源泉。我花了很长时间独处，我以前从未试过如此孤独，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我学会了如何祈祷，祈求那片被我烧成一片焦土的大地能够原谅我。不过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自我安慰，可以抵御所有不长久的爱与性的诱惑，以一种全新的成年人的角度问：“从长期来看，这样的选择是不是对两个人都有好处？”简而言之，我长大了。

伊曼努尔·康德①[1]认为，鉴于人类的情感是如此复杂，我们一生中会经历两次青春期。当我们第一次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是身体变得成熟；而在第二次青春期时，我们的思想变得成熟了。我始终认为，正是年少轻狂时的失败，才教会了我们如何在情感上成熟起来。但是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这两件事一直不能相提并论。向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询问那些四十岁的女人需要几十年才会理解的问题是不现实的。换句话说，也许我们都必须经历第一次青春期的痛苦和错误，才会把自己提升到另一个境界。

不过，就在我沉浸在长期的孤独和无助之时，我遇见了斐利贝。他是那么的善良、忠诚和体贴，不过我们俩都没有着急。因为这不是青春期躁动的爱，也不像早恋或者“夏令营最后一天”的那种爱。虽然我承认，从表面上看，我们的爱情故事似乎很浪漫。真的，我们是相遇在热带的巴厘岛上，在摇曳的棕榈树下，等等。你很难再想到比这里更完美的场景了。当时，我还记得自己在写给住在费城的姐姐的邮件里，详细地描述了整个梦幻般的场景。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有些不公平。凯瑟琳——在家里带着两个小孩，还要面对一栋巨大的需要维修的屋子——只是简单地回复说：“好的，我也打算这个周末找个热带岛屿度假去，带上我心爱的巴西情人，不过到那时可能就人满为患了。”

是的，我和斐利贝的爱情是如此的浪漫，我将永远珍视这份爱。但那种爱并不是迷恋，这就是我所能告诉你的：因为我从没要求他变成我的大救星或者生命之源，也从未扑进他的怀抱做小鸟依人状。在漫长的恋爱过程中，我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同时也尽力迎合斐利贝的特点。在彼此的眼中，我们很有可能是漂亮而完美的，但我们也从未丢掉自己的本真：我是一个可爱但憔悴的离婚女人，需要控制好自己的浪漫情结和胡思乱想；斐利贝则是一个深情、秃顶的离婚男人，需要控制自己的酒瘾，以及内心深处对背叛的恐惧。我们是两个相当不错的人，忍受着内心深处的伤痛，在彼此的身上寻找着某种东西：善良、吸引力，以及对信任和被信任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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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①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