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胡适在摇摆中前行(6)

南渡北归:南渡 作者:岳南


1983年3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针对颇受争议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在日本作了几场演说,夏氏称:“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西方,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这种说法,很久以来就有了。18世纪后半,法国人约瑟夫·德·岐尼(Josephde Guignes,或译德经)认为,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另外两位法国的汉学家波提(M.G.Pauthier)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说法。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将中国文明和美索布达米亚的乌尔地方的迦勒底文明相比较,也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英国的理格(James Legge),提出了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之说。德国的李希霍芬也主张中国人是西方移入之说。”而“上述种种说法,无非都是出于假设。但安特生发现了彩陶并指出这和苏联中亚的安诺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相类似,于是为西方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事实上,自1921年始,安特生在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由于发掘了河南省仰韶遗址,调查了甘肃青海地方(1923-1924),因而搜集了大量的彩陶。在这个基础上,他将甘肃的史前文化分为六期,构成了当时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分期的标准。由于彩陶的发现与分期,安特生也力主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个臆测的学说对东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号称中国学术界新派领袖的胡适也为其所惑,并大放厥词,胡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的安特生,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见《古史辨》,第一册,120页)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载:“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但后来通过李济、梁思永、刘燿、夏鼐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终于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的妄说,包括安特生本人在内的东西方学术界人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并认为商代已属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为此,胡适也不得不破除他持之甚坚的“商是新石器时代”的荒诞言论,改为:“在整理国故的方面,我看见近年研究所的成绩,我真十分高兴。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今安阳发掘的成绩,足以纠正我的错误。”(1930年12月6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演讲词,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条。)

中国学者经过数年努力得出的学术成果,不但推翻了安特生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还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和来自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

[27]石璋如《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载《新学术之路》(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

[29] 杨杏佛(1893-1933)名铨,以字行。江西玉山人,1911年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11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工商管理和经济学。1920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科教授兼主任,后任东南大学商科主任。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6年同恽代英等成立“中国济难会”。1927年任蔡元培主持的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代所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1932年12月18日,参与蔡元培与宋庆龄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任同盟筹备委员会副会长兼总干事。此举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诛锄异己分子大为不利,双方发生冲突,势若仇寇。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高层指使特务暗杀,并以炸弹及恐吓函送蔡元培寓所以示警告,蔡乃迁居沪西以避之。从此,蒋介石与蔡元培之间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算是彻底了断了。

与杨杏佛同为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的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了杨氏的葬礼,送殓时,天降下雨,鲁迅触景生情,有《悼杨铨》诗传世: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死后一周年忌日,也就是1934年6月18日,学术界胡适、李济等人尊称的“丁大哥”,时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被誉为“中国地质学之父”的丁文江,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请求,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上任后,以他的精明才干,很快为研究院按西方学术模式创设了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机构,从制度上完善了中央研究院的机构职能。一系列机构的创立,标志着中央研究院从一个半新不旧的学术团体,过渡到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学术研究中心。1935年12月初,丁文江应铁道部部长顾孟馀之请,到湘南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12月初8日,丁文江在衡阳铁路局招待所晚寝,是日烈风聚雨,温度陡降,因下矿而一身疲惫的丁氏遂将室内门窗全闭,沐浴入寝,倒头便睡。谁知是夜风雨过猛,壁炉中煤烟不能上升,倒灌室内,遂致中毒。9日晨,呼吸急促、奄奄一息的丁文江被仆人发现,请路局医生救治,后辗转至声名赫赫的长沙湘雅医院施救。1936年1月5日,医治无效病逝于湘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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