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去世后，傅斯年曾撰文警告国人“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备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载《独立评论》第一八八期，1936年。）

[30]《蒋介石年谱》，李勇 张仲田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转引《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出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32、37]杨天石《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载《抗战与战后中国》，杨天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33]李祖荫《胡适受窘北大礼堂》，载《纵横》2004年9期。

[34] 《胡适日记全编》（1933年3月13日条），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下同。

[34]《胡适日记全编》本日条后附记。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6、42]《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38]《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39]五四运动对曹汝霖刺激很深，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据曹汝霖云，抗战前他曾受邀到庐山谒蒋介石，并在庐山住了数日。曹说：有一天蒋招待午餐，并相约到别室谈话，“蒋先生精神充沛，态度从容，没有自尊自大之意，却有诚恳亲近之感。坐定后，他即问，你对日本战事，怎样看法？我略谦逊道，我以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经过五六年，当时日本政府尚无扩大战争之意，且有控制军人之力，那时却是谈判的机会，可惜张宋两位都没有与他们诚意谈判，失此机会。后来日本不守塘沽协定，节节推进，占领地方已不少。虽然占领的只是点与线，已使国军攻守为难。目下日本政府已没有控制军人之力，要想和平解决，摄于军人，无从谈起。军人气焰愈高，欲望越大，少壮军人已渐抬头。此时我们决不能谈和，为民族为国家，只有抗战到底一途了。蒋听了微点首。……后众异问我，君向主亲日，何以对蒋先生说抗战到底的话，莫非违心之论？我曰不，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我主张亲日，不是亲帝国主义者的日本。现在他们侵略我国，与我为敌，怎能再讲亲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会2009年出版。)

抗战爆发后，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的官员出来任职，曹、陆、章三人都拒绝了，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华北伪政权给他挂了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据说曹汝霖并无实权，从不到职视事，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亦被挂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抗战胜利后戴笠进北平捉拿汉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来。后来曹汝霖给蒋介石写信，声明自己一直经商，从未出任过伪职。蒋接信后让戴笠放人。戴笠并当场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证明他也不曾出任过伪职。蒋介石问明其人就是五四运动中挨打的那个“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40]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 ，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4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63页，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42]《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