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寅恪留学哈佛的举动，除好友吴宓外，尚有不少中国留学生留下了记录，同为留美学生的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5】其实，陈寅恪的性格并不孤僻，他只是有自己的交友之道，特别讲究门第与家学渊源而已，对那些城市暴发户或农村土财主，他是不屑一顾的。就当时中国的情形而言，能出国留学者，自是有钱人家的子孙，而有钱者不见得来自书香门第，因而能入陈氏眼者寥寥无几。那些被冷落者要么不自知，要么肚里清楚，但怕如实道明会丢自己的面子，因而故作其说，以示错在对方，给不了解内情者留下一个陈寅恪性格孤僻的错觉。曾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号畏莲），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也曾提及一件小事，说的是1916年暑期到麻州海滨度假，途经康桥，顺便到哈佛去一瞻留学生中的英雄豪杰。在哈佛校园中见一中国人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面。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摆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此举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做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但对方不管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仍“在维德宿舍前大声朗诵中国诗词，旁若无人”，“再过一会儿，他激动地站起来，在树下踱着方步，后面拖着在初秋风中晃着的衬衫角”。洪业觉得这人真是怪模怪样，不禁哑然失笑，友人陈宏振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这是大家最钦佩的人。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国语言，但不要学位。”【6】这个“怪模怪样”的人正是陈寅恪。洪业得知，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遂不再认为其“怪”，而是敬佩有加了。

1921年，欧战结束，硝烟散尽，各种秩序恢复正常。是年秋，陈寅恪与表弟俞大维离美结伴赴心向往之的德国柏林大学进入哲学系就读。陈寅恪师从路得施（Prof.Henrich Luders）教授主修梵文、巴利文，时年32岁。

当时国外的留学生，普遍的读书趋向、治学风气，大都是“先博后专”。但有相当一部分注重国内外热门的工程、实业等专业，希望在短时间内博得一顶硕士、博士帽子戴在头上，以此作为晋身之阶，归国后获得富贵荣华，过上安乐爽快的日子。另一部分则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近似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学问与精神为救国经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至于硕士、博士帽子能否戴到头上则不太在意。时在柏林大学与陈寅恪友善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属于后者，其理想和心气都是为学问而学问，很少顾及帽子事宜和想到日后升官发财之途。据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已由美国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的罗家伦回忆：“朋友中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俞大维从数学、数理逻辑到西洋古典学术，又从历史、法理、音乐到弹道学、战略战术，天才横溢，触手成春；毛子水初学数学，在德研究科学地理，旋又爱上希腊文，后竟把利玛窦所译《几何原本》改译一遍；而傅斯年学过实验心理学、数学、理化学，闻听柏林大学近代物理学、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显赫一时，又到此处听相对论、比较语言学，偶尔书包里还夹厚厚一部地质学著作。”【7】

罗家伦所说的傅斯年是1923年9月，由英国伦敦大学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的。如果说当年由山东官费放洋是他人生命运的一个转折点，那么，自英转德则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而使他作出这一重大人生抉择的关键人物就是陈寅恪。

傅斯年在欧洲求学七载，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其余一概丢弃，致使后来的研究者很难掌握他在那七年间思想与学术历程的演进与变化。幸而傅氏有几封与朋友的通信和几篇报章文字保留下来，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点线索，从而触摸到他在那个特定时期的思想脉动。

放洋海外，是傅斯年早在北京求学时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其使命所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解除自己久积于心的无数困惑与探求真理的欲望而出国的。当他得知自己获取官费放洋的消息后，于山东聊城老家给北大同窗好友的信中说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8】字里行间，除了透出傅氏直来直去的性格和迫切心情外，其远大的人生志向已有显露。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告别北大同窗好友和新潮社同仁，由北京起程直奔上海。

抵达上海后，傅斯年与一同赴欧的同窗俞平伯等暂居新群旅馆，筹办登船事宜。正在苏州家中休假的北大同窗好友顾颉刚专程前来上海送行。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俞平伯乘船离开上海吴淞码头，向浩瀚的印度洋驶去。1月19日晚，傅氏按捺不住心中情感的涌动，提笔给新潮社诸友写了一篇路途观感，叙述了离京的经过和对上海的印象，文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