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我觉得上海有一股绝大的臭气，便是“好摹仿”。请看上海话里，一切名词多是摹仿的。不直陈其事，而曲为形容，拿甲来替代乙，拿丙来比喻丁，其结果无非令人肉麻罢了。至于行动的摹仿，更不要说。从摹仿“仓圣”，以至于模仿“洋崽子”，虽等差不同，要都是摹仿。良家妇女摹仿妓女的衣服，良家子弟再摹仿良家妇女的衣服，或竟直接摹仿妓女的衣服。

白情有句话很好，“上海人不管容受什么，都和流行病一般。”我想所以事事成流行病的缘故，有两层：了解不了，抵挡不住。漂亮是误人的渊薮，因为它是油滑浮浅漂流的根源。我平日想漂亮是糊涂的别名，时髦是发昏的绰号。【9】

这是傅斯年走出北大校门后，第一篇触及社会生活的评论性文章，内中透出其独特的观察力与锋芒毕露的性格，也暗含着对民族精神的忧虑与伤感。此文在《新潮》1920年5月1日第二卷第四号发表后，曾引起上海人特别是上海籍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认为傅丑化了上海人云云。而此时的傅斯年已顾不得这些是是非非了。

经过四十几天的颠簸动荡，轮船穿越地中海与直布罗陀海峡，终于抵达英国的利物浦码头。傅斯年与俞平伯下得船来，于次日乘车赶赴伦敦，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就读。对于一路上所见到的海光山色，奇情异景，傅斯年在给好友徐彦之的一封信中不无得意地说道：“沿路四十日间，把几个阶级的文化，几个最异样的自然现象都经过了；几千年的民族经历都温习了。那些‘海上迂怪之士’所有的对象，也都有了。”【10】

在学校选择的问题上，傅斯年解释了自己选择伦敦大学而不是赫赫有名的牛津或剑桥的原因，主要是官费不甚充足，而伦敦大学在学费和花销上要比前两校便宜许多。傅斯年意想不到的是，刚进校两个星期，一同前来的俞平伯便不辞而别。傅、俞二人既是北大同窗，又是同一个宿舍的好友，俞是受了傅的鼓动而专程来英留学的，如今突然离去，令傅斯年惊惶失措，急忙外出寻找。听人说俞已赶往法国要乘船回国，傅斯年疑心俞氏得了精神病，急忙追至马赛拦截，果然在一艘轮船上找到了俞。一问方知，俞不是什么神经病，而是想家想得忍受不了，欲溜之乎也。傅斯年闻听大怒，心想此事甚为荒唐，乃强压怒气苦苦劝说，让其咬牙挺住，回英继续学习。无奈俞平伯去意已决，死不回头，傅斯年知道此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事理，无可挽回，乃长叹一声，黯然作罢。后来傅在致胡适的信中颇有些垂头丧气地说道：“他到欧洲来，我实鼓吹之，竟成如此结果，说不出如何难受呢！平伯人极诚重，性情最真挚，人又最聪明，偏偏一误于家庭，一成‘大少爷’，便不得了了；又误于国文，一成‘文人’，便脱离了这个真的世界而入一梦的世界。我自问我受国文的累已经不浅，把性情都变了些。如平伯者更可长叹。但望此后的青年学生，不再有这类现象就好了。”【11】

在这封信中，傅斯年告诉胡适“自己在北京大学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从此下决心跟随伦敦大学著名教授史培曼（Spearman）学习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做一种真学问，不像有些留学生一样求速效，急名利，欺世盗名，做回国升官发财之迷梦。对于这一取舍的最终结果如何，傅斯年心中并无清晰的把握，正如他给徐彦之等几位新潮社朋友的信中所言：“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12】这是傅斯年的决心，也是其性格的写照，通观傅氏一生，似乎都与这个最初的理想与信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只是傅斯年没有想到，这一匡时济世的理想与做法，曾一度受到他心爱并尊崇的老师胡适的误解，并发出了“大失望”的慨叹。按照胡适的想法，留学放洋就要有一个结果，而最好、最明显的结果是取得一顶博士帽子戴在头上，否则便是失败的象征。从这一点上看，早年暴得大名的胡适，的确有些人未老而心已衰了。当时留德的罗家伦等一帮有志青年深知傅斯年用心之良苦，罗氏后来曾对傅这一选择解释说：“他进了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这种举动，就得要明白新文化运动时代那一班人的学术的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不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另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13】罗家伦所言，显然比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识见要深远了一步，也更切中当时的现实要害，毕竟五四之前与之后，中国人的思想已大不相同了。五四时代的青年对自然科学兴趣大增，而心理学正是一个热门，如北大毕业生汪敬熙、吴康等出国留学后，专攻的方向就是心理学。傅斯年在伦敦大学选择心理学的另一个原因，罗家伦认为是早年受章士钊演讲詹姆士（William James）心理学的影响，并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颇感兴趣。另据台湾史语所研究员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书中发现，他在留英时期曾购买了大量弗洛伊德（Freud）的著作，归国后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对人说过当年他“醉心心理学”，后来章士钊曾说傅斯年是全中国最懂弗氏理论学说的人。【14】正因为傅在这方面的成就与声名，当中央研究院创办时，他被聘为心理学所的筹备委员。

胡适不明就里，妄下论断，他哪里知道抵达英国的傅斯年，视野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同时对英国的文学、历史、政治、哲学等著作也多有涉猎，对于萧伯纳的戏剧几乎是每部必看。正是怀揣这样一种超凡脱俗的理想与抱负，以及“先博后专”的宏阔视野与思想战略，傅氏在学术道路上蜿蜒前行，最终成就了一番辉煌事业并超越了他的老师胡适。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学习生活了三年多的伦敦大学，背着沉甸甸的收获与一堆同样沉甸甸的困惑，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