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傅斯年敏锐的目光投向北方的时候，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只有陈寅恪独木苦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仁称赞，向来木讷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谓，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44】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歪理邪说而被无情地抛之于九霄云外，代之而起的是掌控校园的官僚与管理服务人员多于教授几倍的混乱局面。在这样的局面之下，其教育质量与人才的培养也就可想而知了。或许这也就是大师之后再无大师的根本原因吧。

关于清华园横空出世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的称号最先由谁呼起，后来的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道：“上次刘寿民先生来还笑我说四大教授的名称，但是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刘先生或忘了，或没听见过，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四位导师，其余的都是讲师或助教……”【45】杨氏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她所说的张，即张仲述，也就是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彭春。“四大”的名称当是清华校内高层首先呼出，尔后逐渐为社会所接纳默认的。

不过，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了清华国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六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来校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云云。后来有对大学制度不满者，总好拿此例说事儿，以此证明当年的清华领导人是何等伟大英明，高瞻远瞩。其实外界多有不知，陈寅恪进入清华的内情显然没有如此简单，真相比流传的美妙故事却要曲折复杂和艰难得多。

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到，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出任导师，首先得益于时为筹备处主任的吴宓推荐。在得到允许后，1925年2月16日，吴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陈寅恪接电后有过迟疑，后决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据《吴宓日记》4月27日载：“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为此，吴宓曾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于是，吴再致电陈寅恪加以劝说。此后，吴、陈之间电报频传，往复协商。6月25日，吴在日记中又出现了“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语。同年8月14日，吴宓再记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46】面对陈提出的种种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予以设法资助，最后曹校长总算同意先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务后，才于同年12月18日携俞大维的宝贝儿子俞扬和由马赛起程回国，直到次年7月8日方到清华园。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等几位哈佛同学，几人皆学界名流俊杰。但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因校长曹云祥这一关未能通过，其结果便皆成梦中之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