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门外摆摊的老头子，

拿着两大杆密密累累的桂花，

一大早来敲我的房门，

喊道：“胡先生，桂花开了！”

我接过这样热诚地送来的礼物，

我感谢他带来这样可喜的消息。

前天出门还没留意到那些细小的花苞，

想不到今天便满山都是桂花香了！

……

1923年9月29日，胡适写下了这首《烟霞洞杂诗之一》。每次到烟霞洞，我总是会想起胡适，想起他的《山中日记》，那段“神仙”生涯已永留在他飘逝的梦中。那年10月3日，在离开烟霞洞的前夜，胡适辗转难眠，在日记中说：

睡醒时，残月在天，正照着我头上，时已三点了。这是在烟霞洞看月的末一次了。下弦的残月，光色本凄惨；何况我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10月6日，他在上海忆及杭州的日子，写诗一首，记下了游玩花坞、西溪路上看到的“竹叶青”（靛青花）之美。当月19日，他在离开2周后又重回杭州，住在里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尽情地玩了半个月，荡舟湖中，爬葛岭，登初阳台，吃“楼外楼”，重游西溪，看西湖日出，到湖心亭看月，枕在徐志摩身上唱诗高谈。他说，湖上，自己最爱的是平湖秋月，湖边最爱的是葛岭。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他有很多重来杭州的机会，直到1948年10月20日，他最后一次来杭州，到浙大演讲，这才是真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去匆匆，他竟没有为永别而感慨一番。

胡适在西子湖畔留下的身影、声音已如晨雾暮霭般远去，但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播撒的种子，如同他喜欢的《圣经》中的这句话：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胡适其人，历史将留下怎样的一段空白，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遗憾。胡适生前温文尔雅，即使是批评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的尖锐言论，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生平教书、演讲、做学术、写时评、钻故纸堆，但他留下的影响在20世纪却只有少数几人可以与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批胡文章漫天飞舞。有记者在美国访问胡适本人：“你对这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定为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些话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新思潮，他曾经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释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写《一师毒案感言》中说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