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对话记在《钱昌照回忆录》当中。

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用不着等到21世纪，胡适的形象就开始恢复，“胡学”也渐成显学，李慎之生前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胡适常常感叹自己书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常望胡适能够像他30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时间已经不等胡适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种子没有在大地上灭绝，春风吹过，又会复活。

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回首，胡适还微笑着，站在历史中。　　

一 养病烟霞洞

胡适第一次来杭州是在1907年3月，他和中国公学的全体同学到西湖旅行，写过一首《西湖钱王祠》：“步出涌金门，买舟钱祠去。潋滟西湖水，惨淡前朝树。江潮尚依然，盛业归何处？”发表在1908年6月9日的《竞业旬报》上。多年以后，他在《四十自述》中还为自己当时全不懂“诗韵”，只依故乡安徽的方言顺口而写不无惭愧。

1922年底，胡适身体不太好，北京的政治气候也很坏，包括丁文江等朋友在内，都劝他到南方休息一些日子，银行家徐新六还帮他借了西湖金沙港一个吴姓的庄园。1923年4月21日，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暂时告别北大的讲台和他自办的《努力周报》。4月29日夜，他从上海抵达杭州，住在开窗即是西湖的新新旅馆，一直住到5月3日，期间任鸿隽夫妇、朱经农来杭州，也都是住在新新旅馆，杨杏佛、唐擘黄等来，住在环湖，他在西湖游玩时，还加上他表妹曹珮声、诗人汪静之等。有两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杨杏佛曾送他一首《西湖纪痛》诗。他自己在5月3日写的一首白话诗《西湖》（发表他自己办的《努力周报》）中有这样几句：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利害了！

……

我没有气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荡来荡去，

静瞧那湖山诸峰从容地移前退后。

也就是这一天，他的脚痛稍好，感到走路不很吃力，动身去了上海。6月8日，他再次来到杭州，下榻在新新旅馆，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也在，还有晚清杭州知府林启的儿女。那天是个阵雨天气，午饭后，雨停了，他们一行坐船出游，到过三潭印月等处，天又下起了雨，只好回到旅馆，和高梦旦聊天。等雨停了，他们一起到“楼外楼”吃晚饭。15日，他与蔡元培、高梦旦一行游了龙井、九溪等处，在烟霞洞吃午饭，那里的风景竟打动了他的心，他说：“我爱其地风景很好，房屋也清洁，有久住之意。”蔡、高两位前辈于是力劝他在烟霞洞避暑，此时北京军警罢岗，时局乱哄哄的，他也不愿回去。5天后，蔡元培去了故乡绍兴，他再次到烟霞洞，定下移居的日期，高梦旦已与管洞的居士金复三商定价钱。22日，他先让侄儿把行李搬上山，23日蔡元培回杭州，在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们拟定了蔡先生与军阀政府不合作主义的几个宣言。24日，蔡前往上海，他搬上烟霞洞来，从此一住三个多月，烟霞洞成为他一生中难得清闲的一段休息时间，可惜他的《山中日记》是从9月9日开始的，6月9日起有三个月的空缺，没有留下记录，好在还有《山中杂记》《我的年谱（1923）》可以稍微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