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报》第39期发表短文“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说法，批评当时的社会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他赞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义”，在他的心目中，蔡元培不是“憨大”，不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而是“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他在蔡身上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他呼吁：“要保全这点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1924年，面对一个“一团漆黑”、“沉闷的时代”，他在写下《毒药》等诅咒诗之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1928年，他痛骂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1929年冬天，他在苏州女中演讲，痛斥当道的“妖魔”--“他们的贪，他们的毒，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威灵，他们手擎着全体民族的命运当作一掷孤注。”

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徐志摩没能用头颅撞开地狱之门。1931年11月19日，他乘坐的飞机不幸在山东济南附近的党家庄上空撞上了一座山，刹那之间，一代诗人化鹤归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年仅33岁。

面对徐志摩的死，他的朋友们无比沉痛，他们忘不了那个生气勃勃的志摩，忘不了那个浑身有使不完劲的志摩。1931年底，《新月》的“志摩纪念专号”刊出朋友们对他的怀念文章，算是永久的告别。但他的朋友又如何能忘得了他的热忱和活力。叶公超总是想起志摩生前闪烁的眼睛，嘴唇两端的曲线，稍微前倾的头部，想起他的灵敏和同情的幽默，特别是他的风趣，认为他和雪莱一样，一面对自己不满、对人生不满，一面却仍然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失去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

徐志摩自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所信仰的“德谟克拉西”在他看来就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1923年10月28日，徐志摩即将离开西湖，吃蟹，喝酒，大夸冬笋真好吃。他在日记中写下：“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讽的眼，倍增我的难受！”他短短的一生，上下求索，反复折腾，写诗作文，办刊结社开书店，他所求的在根本上就是“灵魂的自由”，这是他生命的理想，他使尽所有的力气生活，想做一个“平常人”，他全身心地追求“美与爱与自由”，去拥抱那天边的一钩新月。在他的生命中，生活本身是高于诗，高于散文和一切艺术、一切学问的。“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其实已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回答这个问号，他已实现了“他可能的色香”。

春去春又来，今天，就算我们想再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也已无处可寄。一如二十多年前，海峡对岸，一盏孤灯之下，衰迈病弱的叶公超谢世前夕，再次想起永远年轻的志摩时所说的--

“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来凤仪编，《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顾永棣编，《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徐志摩全集》，香港文化图书公司，1983年版。

5．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6．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