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问世，发刊词出自徐志摩的手笔，那时（1928、1929年之际）“新月派”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饭局，每次两桌，经常参加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闿、叶公超，这大约就是《新月》的基本阵营。“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徐志摩爱神聊，上天下地聊。叶公超记得，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个通宵，“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日的徐志摩日记中记着他和胡适的聊天，也是无所不谈，“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

三

《新月》从创刊号到第2卷1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编辑，从2卷1期到5期，编辑是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5个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新月》曾由学政治学出身的罗隆基主编，发表了许多批评时政、倡导人权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交锋，大致上以这个时期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对此都有微词，好长时间不给《新月》写稿，罗隆基几次写信向胡适抱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正是这位“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也曾为《晨报诗镌》的“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梅雪争春》：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谴责了那一场“屠杀无辜”的“空前的血案”--“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像。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他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

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头，“四一二”的血腥气还未散尽，他写下了《残春》一诗：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头，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敛？”

虽然，从他当天的日记，我们看不出这诗和“四一二”有任何的关系。但恰好此刻，“红的白的尸体”、“艳丽的尸体”出现在这位常以“一片云”自许的诗人笔下，究竟还是值得寻味，留待后世研究徐志摩的专家去考证罢。他是一个骨子里的诗人，唯美，唯爱，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当然即使愤怒也是那么美，那么诗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适、朱经农，对着西去的夕阳，在西湖边一家茶楼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他为金链似的夕晖余影，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疯癫似的醉了”。饭后他们再到湖心亭，他横卧在湖边的石板上，论世间的不平事，愤怒极了，呼喊、诅咒、顿足都发泄不够。后来，他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着桨破水波声，才勉强压下了无名火。我更喜欢这个入世的、愤怒的徐志摩。他的笔下向来不是只有空灵、美丽、轻盈和飘逸，还有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婴儿》《毒药》等都可以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