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帽坊的生意一天天委靡下去的，还有母亲的健康。她原本身材不高，皮肤发暗，现在因为担忧而更加瘦弱和苍白。我慢慢长大，母亲却慢慢消瘦下去。没有顾客的时候，她让我放了学便回店里试戴那些帽子。她总是高兴地告诉我，我的个子高。这让她很开心。

　　我总能在下午的时候看到母亲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打盹。她说她只有在白天才能得到休息，而在营业的店里坐着是最舒服的，漫漫长夜不过是对白昼无尽的等待。当最终得知我们已经负债累累时，我也明白了为什么母亲会患失眠症。

　　一个四月的早晨，我沿着连接卧房和帽坊的楼梯下楼，发现母亲倒在了柜台后。她的呼吸似乎已经停止，脸色发青，仿佛被人打了一般。那时，我刚刚毕业不过几个月而已。

　　一天后，母亲在我出生的那家公立医院去世。惊人的巧合是，似乎全镇，全州，全澳大利亚的人们都在一同纪念我失去母亲——那一天是澳新军团日，我十八岁了。我并不需要在衣领上别着迷迭香来提醒自己，这一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接下来的一周里，母亲的葬礼简短而毫无伤感地举行。墓地位于小镇最高峰上。一栋具有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建筑里面就是火葬场。当我站在墓地铜质的大门旁时，仍然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发生了。来参加葬礼的人中有五个是店里的常客。两位先生恭敬地把帽子举在胸前，而女士们也很体贴地戴了从“神奇帽坊”买的帽子前来。我和已经成为我事实上的监护人的查普斯一起向他们致谢。

　　葬礼的过程极其简单。母亲和我都不信教。能够让我们顶礼膜拜的只有想象力和故事般的人生，而死亡以它最真实的状态无情地嘲笑了我们。

　　葬礼结束后我们拘谨地聚在墓地外的停车场，看着那些帽店的常客们神情肃穆地各自上车，然后鱼贯而行，沿着公路下山，车子越开越远，直到岔路口时才分开。低矮的绿山坡上零零散散，毫无章法地分布着一些红砖屋顶。那里，便是小镇的所在了。小镇是这座风光秀美的小岛上的一颗污点，它永远都是这么小，这么显眼。

　　“她走了，查普斯。”我拼尽了力气说出这句话，感到几乎要窒息。

　　过了一会儿，葬礼承办人走过来，把装着母亲骨灰的木匣子交给了我。

　　“罗斯玛丽小姐，你交代过的，要式样最简单的骨灰盒。就是这个了。塔斯马尼亚本地产的泪柏树木料，非常地结实耐用。”

　　他弯起手指，在骨灰盒上轻轻敲了敲。我的心也跟着揪成了一团。这个人是查普斯以前认识的，他是小镇上唯一一个还算本分，而且收费最低的葬礼承办人。但是承办葬礼让他很紧张，而且他也不善于安抚逝者家人的哀伤。他唠唠叨叨不停，全然没有意识到我悲痛的心情。而我的悲痛让他愈发地紧张，所以他不停地讲话，以此来排解内心的压力。

　　“我的供货商告诉我的，他说泪柏能活一千年呢，几乎可以永生。不一般吧？”他用力吸了吸鼻子，接着说，“这种材质有一股特别的香味，很浓的香味，通常只有在岛的西海岸才能找得到……”

　　“哦，是么。那真是谢谢您了。”查普斯打断了他的话。她挽住我的胳膊，想拉我上她的车，可是我仿佛被钉在了那个地方一般。

　　我双手捧着泪柏的骨灰盒，寸步也不能动。盒子摸上去暖暖的，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朽木的味道。摩挲着，我的眼泪便流了下来。这倒让我自己吃了一惊，同样吃惊的还有那个神情紧张的葬礼承办人。

　　最终还是查普斯把我推上了车，带到了她的家。可是我怎么也下不了车，甚至连动也动不了。没办法，查普斯又重新发动了车子，带着我，默默地沿着塔斯马尼亚的岛上公路一直开到了海边。

　　“大海。”查普斯解释着。最终，我们的车走到了公路的尽头，开上了沙滩。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泛着白色浪花的大海，无边无际。

　　查普斯摇下车窗，我闻到了咸咸的大海的味道。清新的西风从海面吹来，一直吹到世界的尽头去。在这纯净的空气里，我哽咽了。我努力呼吸着，试图平息心头的悲哀。眼望大海，我旋即被大海包围，孑然一人。塔斯马尼亚岛上，我面对着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眼前一片虚无，只有一汪大海，没有人迹，神秘莫测。我俯下身，贴着母亲的骨灰盒，默默的，直到夜幕来临。那彻骨冰冷的夜啊！海风依然刮着，带着冰冷的夜色，吹到大洋的那边去了。

　　“我该怎么办？”终于，我大声地说。

　　总是能够出口成章的查普斯，这次也一味地沉默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