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跌坐在一把椅子上。我认为贾米森先生肯定已经问完了。然而，他还没有结束。

“毋庸置疑，您相当出色地替您哥哥和贝利先生澄清了嫌疑。”他说，“这份证言极其重要，尤其是考虑到，据我所知，您哥哥和阿姆斯特朗先生前些日子曾经非常激烈地吵过一架。”

“真荒唐！”我打断了他的话，“贾米森先生，就算您不去捏造这些并不存在的敌对事件，情况也已经够糟糕的了。格特鲁德，我想哈尔西不认识那位——那位被杀的男士吧，对不对？”

然而，贾米森先生对自己的看法相当有把握。

“我相信，那次争吵的缘由是阿姆斯特朗先生对您做出的一些行为，格特鲁德小姐。”他坚持说下去，“他一直对您献殷勤，让您很反感。”

而我居然从未见过那个人！

在她点头默认的那一刻，我顿时发觉了包含在其中的恐怖的可能性。如果这位警官可以证实格特鲁德对那位被杀的男士既憎又怕，而且阿姆斯特朗先生一直在令人生厌地纠缠她，再加上格特鲁德已经承认案发时她人在弹子房，即使退一千步说，事情也会显得很奇怪。凭阿姆斯特朗家显赫的背景，必然会竭尽全力找出凶手。届时，就算不做更坏的打算，至少也会搞得我们臭名昭著。

贾米森先生“啪”的一声合上了笔记本，然后向我们开口致谢。

“我有个想法，”他突然冒出一句，“至少，这里的鬼魂算是被镇住了。无论那些敲打声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黑人说，是阿姆斯特朗一家三个月前去西部后才开始的——现在可能都要结束了。”

这番话透露了他对事情的了解程度。鬼魂并没有被镇住：随着阿诺德·阿姆斯特朗的被杀，他，或它，似乎只是吸取了新的活力。

贾米森先生告辞后，格特鲁德立刻上了楼，我则坐下来，对刚刚听到的一切前思后想。

她订婚了，这曾经是对我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件事，可是如今，与她刚刚所讲的故事比起来，则显得黯然失色了。如果哈尔西和约翰·贝利是在案发前离开的，那么，哈尔西的左轮手枪怎么会在郁金香花圃里？而让他们突然离去的神秘原因又是什么呢？格特鲁德究竟是把什么忘在弹子房里了？那半枚袖扣蕴含着什么意义？如今它又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