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海淀人”在我博客中的留言：
　　
　　我挺爱看薛涌文章，可读性很强，但在茅于轼为富人说话的事上，我有不同看法。对茅于轼积极扶贫，薛涌说，“……从美国对贫困开战几十年的经验，我们就不难发现，茅于轼所谓的……的理论，……美国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似乎美国做了什么事情，在中国做做就不值一提了。可中国这样的环境能和美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相比吗？茅对农民小额贷款的做法是在趟经济的雷区（自己赔钱），法律的雷区（违法），和理论的雷区（弄个身败名裂）。怎么到了薛涌那里几句话就一点价值没有了？怎么就会让农民更穷了呢？你个人想在中国贷点款子或放点款子试试。
　　
　　薛涌极为反感茅举任志强的例子。我也觉得任志强的名声不大好。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保护富人也包括任志强这样的富人，只要他们不违法就应该受法律保护。薛涌或其他人包括我都会说，现在的富人没有干净的。可这是富人自己的问题吗？法律和制度有漏洞是推动法律和制度进步的问题。茅于轼说的就是推动理论和法律去保护富人的事情。如果举例子是一个勤勤恳恳，严格守法的富人，保护他们的说法不是废话吗？况且保护富人并不意味着不保护穷人啊，怎么就一根筋呢？
　　
　　薛涌说，“克林顿时代，才有两党合作下对福利制度的改革，逼着穷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最后大大降低了贫困率。”似乎美国对穷人非常狠。可你看看美国对不同收入的人的税率一样吗？对低收入者子女补助救济少吗？很多方面比加拿大都强。例如幼儿园收费，急救费用减免。照你的意思，不给低收入人任何补助救济就是提高“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期待”，摆脱“他们对救济的依赖”？
　　
　　最后有个意见，既然你强烈抗议冯一刀把电话曝光，你曝光南都编辑的信里的内容是否地道呢？
　　
　　我的答复如下：
　　
　　第一，我从来没有说茅于轼的小额贷款没有价值。相反，我觉得这很值得赞扬。我反对他的，是他为富人说话的理论，是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工人农民都不算数”的逻辑。
　　
　　第二，任志强如果合法发了财，当然需要保护。请问谁不需要保护？人生而平等，怎么只说保护富人？正是这种对财富的崇拜，妨碍了穷人的致富。
　　
　　第三，中国当然不能处处跟美国学。但是，一些基本的人性，是超越文化的。当你对工人农民说“你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不算数”，并且使他们接受了这种观念、真觉得自己“不算数”时，他们当然无法发挥自己的潜力，成不了企业家。茅于轼先生有许多令人尊重的地方，但他在“为富人说话”这件事情上，表现得让人恶心。那些不择手段地保证他的言论不受挑战的人，表现也让人恶心。
　　
　　第四，这位读者对克林顿的福利改革似乎并不理解。福利改革不是福利废除，而是以鼓励穷人求职、工作为目标改革福利制度。另外，你必须给穷人以自尊。不能让他们有一种自己“不算数”、只配领救济的感觉。
　　
　　第五，冯一刀披露我给他们打电话的事情，是利用职业之便，泄露客户的隐私。这是可以被起诉的行为。这也是中国人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例证。我并不认为我引用《南都》给我的工作信件有任何不妥。我和《南都》有契约，他们违约，并且用这些信为自己辩护。我当然要引用。同时，该报一位编辑，私下和我交流，申明这是个人感受，“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当然就不会引用。我不能让该报静悄悄地封杀了批评茅于轼的言论而不受惩罚。报纸是为公共服务，不是私人的工具。此事涉及公共利益，必须具有基本的透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