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突然之间，张居正又让朝野人士大吃一惊。
用了三天时间策划的惊天阴谋，以张居正给小皇帝“永绝祸本”的所谓报告为标志开始实施，过了仅仅六天，张居正又给他和冯保手里的傀儡小皇帝打了一个报告，说那个所谓的王大臣是个混混儿，这种人没有什么信用可言，我担心这个事如果处理不好，会不会把一个偶然发生的小事情，因为小混混儿“忘攀”主使者，搞成冤案，诬及善类，有伤天地和气，实在不值得？！
仅仅六天时间，张居正的态度，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六天前，正是他杀气腾腾地要追究幕后主使者，永绝祸本！而现在，张居正却说他担心由于忘攀主使者而诬及善类，搞成冤案！
当然，小皇帝该玩玩、该上课上课，他未必有什么反应。内阁首相、顾命大臣、老师张先生的报告他看了没看都是疑问；即使看了，看没看懂也是个问题；即使文字看明白了，背后的用意，他绝对一无所知。反正年轻的寡母（才二十多岁啊）说了，凡事由张先生做主（直到多年后万历皇帝“亲政”了，他的寡母还告诫他说，凡事还是张先生说了算，等到他三十岁以后再自己做主吧），听张先生的就是他的义务和职责了。
本来，张居正的报告也不是为了给小皇帝看的，这样做，无非是个手续而已。不过，这次打这个报告，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他张居正是要阻止某种事态向不好的方面发展的。朝野人士接到这样的讯息，不目瞪口呆，才怪！大家不禁想，难道张居正和冯保突然间良心发现，要终止罪恶的阴谋？抑或是他们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就此罢手？
非也。他们从发动政变驱逐高拱之时起，就再也不会扪心自问了，良心这个词，在他们的词典里已经找不到了；至于舆论的压力，如前所述，对他们是根本不起作用的，如同蚊子的“嗡嗡”声而已！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想，当张居正给小皇帝打报告表示要收手的时候，他的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或许还有些恐惧。
所谓百密一疏，又所谓利令智昏。聪明绝顶如张居正者辈也没有想到，他和冯保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这个惊天大案，还是出了纰漏！而且，这个纰漏倘若追究下去，那么他和冯保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张居正不得不紧急刹车，不得不急谋补救！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错，这个时候，朝野的风向很清楚：人心不服。比如身在外地的张居正的老同学（同年）陆先生驰书警告张居正说，年兄（就等于现代人所说的老同学）啊，小弟我不想遮遮掩掩，我听到要收拾高拱这样的消息夜不能寐，忧心如焚！如果高拱果被冤杀，你张居正就会落下万世骂名！我这样说绝对不是为了高拱，实在是为了年兄你啊！
当然不是这些劝告发挥了作用。我的意思是说，当事态的发展眼看就到了难以逆转的当口，还是有人在做着最后的努力，而正是这最后的努力，使得张居正情急之下，露出了马脚。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叫葛守礼的人和一个叫杨博的人，可以说是当时中央最有分量的两个高级干部，在三番五次规劝都不能使张居正改变态度的情况下，决定联袂到张居正家里坐坐。这两个人，一个是国家最高司法官，刑部尚书（葛守礼）；一个是中央管干部的最高领导――吏部尚书（杨博）。
杨博这个人了不得，除了张居正和冯保，当时中央最有权力、地位最高的要算这个山西人杨博了。实际上从制度上说，内阁首相并没有管干部的法定权力，一定程度上说，吏部尚书的法定实权更大。而且此公资历很深，在万历小皇帝的爷爷活着的时候，杨博就当户部尚书了，三朝元老，是张居正的前辈。当年严嵩的公子严世蕃目空一切（严公子确实有才），常常奚落高级干部，说这个是窝囊废，那个是书呆子，唯独对杨博尊重有加。可以说，杨博的声望、资历和地位，在中央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
葛守礼也不简单。他是司法机构的首脑，和张居正的关系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他们此前规劝张居正，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杨博曾经对张居正说，可不敢这么干啊！高拱虽然为人粗暴，天日在上，弑君之举，高拱万万不会做的！哪知张居正闻言，颇是愠怒，对杨博大不满。
那也不行！还得规劝。葛守礼作为司法机构的首脑，不愿看到在他任上有此天下奇冤铸成，态度特别积极。他拉上最有声望的杨博，说干脆到老张家里去劝他一劝吧！也是，在办公室总有公事公办的感觉，到家里可以拉拉家常，气氛或许要好些。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兹事体大，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放弃努力。
京城的冬夜，天寒地冻，大街小巷行人稀少。两个高级干部约好了时辰，没有警卫，也没有秘书，只身来到了张居正的府邸。估计这两个人浑身上下都是寒气，不仅因为季节的关系，还因为他们已经见识了张居正的厉害，此番送上门来，说不定又是凛凛杀气劈头盖脸而来！
果然不出所料，张居正一见他们两个又要劝他收手，顿时满脸怒气。他不客气地说，二位不必费心了，这是铁案！谁也翻不了！现在，同谋已然拿到，一旦审讯过后，本人即给皇上（也就是他和冯保）写报告，连同幕后主使之人，依法严办！所以你们还是忙工作吧，别误了该做的工作！
张居正说了这样的话，气氛就有些紧张了。估计这个时候张居正可能端起了茶碗――要送客了，很可能葛守礼和杨博低着头，假装有些愧疚，实际上是为了假装没有看见张居正端茶碗。反正他们都坐着没有动。张居正也不好意思从自己家的客厅公然逐客。
用了三天时间策划的惊天阴谋，以张居正给小皇帝“永绝祸本”的所谓报告为标志开始实施，过了仅仅六天，张居正又给他和冯保手里的傀儡小皇帝打了一个报告，说那个所谓的王大臣是个混混儿，这种人没有什么信用可言，我担心这个事如果处理不好，会不会把一个偶然发生的小事情，因为小混混儿“忘攀”主使者，搞成冤案，诬及善类，有伤天地和气，实在不值得？！
仅仅六天时间，张居正的态度，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六天前，正是他杀气腾腾地要追究幕后主使者，永绝祸本！而现在，张居正却说他担心由于忘攀主使者而诬及善类，搞成冤案！
当然，小皇帝该玩玩、该上课上课，他未必有什么反应。内阁首相、顾命大臣、老师张先生的报告他看了没看都是疑问；即使看了，看没看懂也是个问题；即使文字看明白了，背后的用意，他绝对一无所知。反正年轻的寡母（才二十多岁啊）说了，凡事由张先生做主（直到多年后万历皇帝“亲政”了，他的寡母还告诫他说，凡事还是张先生说了算，等到他三十岁以后再自己做主吧），听张先生的就是他的义务和职责了。
本来，张居正的报告也不是为了给小皇帝看的，这样做，无非是个手续而已。不过，这次打这个报告，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让大家都知道，他张居正是要阻止某种事态向不好的方面发展的。朝野人士接到这样的讯息，不目瞪口呆，才怪！大家不禁想，难道张居正和冯保突然间良心发现，要终止罪恶的阴谋？抑或是他们承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就此罢手？
非也。他们从发动政变驱逐高拱之时起，就再也不会扪心自问了，良心这个词，在他们的词典里已经找不到了；至于舆论的压力，如前所述，对他们是根本不起作用的，如同蚊子的“嗡嗡”声而已！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想，当张居正给小皇帝打报告表示要收手的时候，他的心里一定很不是滋味，或许还有些恐惧。
所谓百密一疏，又所谓利令智昏。聪明绝顶如张居正者辈也没有想到，他和冯保精心策划、周密部署的这个惊天大案，还是出了纰漏！而且，这个纰漏倘若追究下去，那么他和冯保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张居正不得不紧急刹车，不得不急谋补救！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错，这个时候，朝野的风向很清楚：人心不服。比如身在外地的张居正的老同学（同年）陆先生驰书警告张居正说，年兄（就等于现代人所说的老同学）啊，小弟我不想遮遮掩掩，我听到要收拾高拱这样的消息夜不能寐，忧心如焚！如果高拱果被冤杀，你张居正就会落下万世骂名！我这样说绝对不是为了高拱，实在是为了年兄你啊！
当然不是这些劝告发挥了作用。我的意思是说，当事态的发展眼看就到了难以逆转的当口，还是有人在做着最后的努力，而正是这最后的努力，使得张居正情急之下，露出了马脚。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叫葛守礼的人和一个叫杨博的人，可以说是当时中央最有分量的两个高级干部，在三番五次规劝都不能使张居正改变态度的情况下，决定联袂到张居正家里坐坐。这两个人，一个是国家最高司法官，刑部尚书（葛守礼）；一个是中央管干部的最高领导――吏部尚书（杨博）。
杨博这个人了不得，除了张居正和冯保，当时中央最有权力、地位最高的要算这个山西人杨博了。实际上从制度上说，内阁首相并没有管干部的法定权力，一定程度上说，吏部尚书的法定实权更大。而且此公资历很深，在万历小皇帝的爷爷活着的时候，杨博就当户部尚书了，三朝元老，是张居正的前辈。当年严嵩的公子严世蕃目空一切（严公子确实有才），常常奚落高级干部，说这个是窝囊废，那个是书呆子，唯独对杨博尊重有加。可以说，杨博的声望、资历和地位，在中央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
葛守礼也不简单。他是司法机构的首脑，和张居正的关系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他们此前规劝张居正，都没有收到任何效果。杨博曾经对张居正说，可不敢这么干啊！高拱虽然为人粗暴，天日在上，弑君之举，高拱万万不会做的！哪知张居正闻言，颇是愠怒，对杨博大不满。
那也不行！还得规劝。葛守礼作为司法机构的首脑，不愿看到在他任上有此天下奇冤铸成，态度特别积极。他拉上最有声望的杨博，说干脆到老张家里去劝他一劝吧！也是，在办公室总有公事公办的感觉，到家里可以拉拉家常，气氛或许要好些。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兹事体大，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放弃努力。
京城的冬夜，天寒地冻，大街小巷行人稀少。两个高级干部约好了时辰，没有警卫，也没有秘书，只身来到了张居正的府邸。估计这两个人浑身上下都是寒气，不仅因为季节的关系，还因为他们已经见识了张居正的厉害，此番送上门来，说不定又是凛凛杀气劈头盖脸而来！
果然不出所料，张居正一见他们两个又要劝他收手，顿时满脸怒气。他不客气地说，二位不必费心了，这是铁案！谁也翻不了！现在，同谋已然拿到，一旦审讯过后，本人即给皇上（也就是他和冯保）写报告，连同幕后主使之人，依法严办！所以你们还是忙工作吧，别误了该做的工作！
张居正说了这样的话，气氛就有些紧张了。估计这个时候张居正可能端起了茶碗――要送客了，很可能葛守礼和杨博低着头，假装有些愧疚，实际上是为了假装没有看见张居正端茶碗。反正他们都坐着没有动。张居正也不好意思从自己家的客厅公然逐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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