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的记叙，可以从这儿开始。
这十年的画面很多，记得好多人聚集在长春人民广场，我骑个自行车到苏军烈士纪念塔那儿，把车子架好了，站在后座上看造反派攻打长春市公安局。极其强烈的印象：造反战士用的是冷兵器，空心的钢管，一头儿斜削下去一截，就是一杆扎枪，一扎，血顺着钢管的空心流下去，人就完了。搭着云梯往上冲，攻打巴士底狱，还是巴黎市政厅？我那时候年轻，只懂得看热闹，觉得挺刺激。
接着我也进入了这片红色风景。
6月起，开始“停课闹革命”。原以为闹上几个月，还能重新走进课堂，谁知从那时起，我就永远告别了课堂生活。更冤的是那些高三学生，志愿都报上去了，拉开架势要参加高考了，一纸通知下来，便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旋涡。精力最旺盛的这一代人，就这样丢掉书本，拿起毛笔，写起了大字报，戴上了红袖标。
“文革”风潮席卷全国，学校的“运动”也是如火如荼。
校长被斗了，书记被斗了，许多教师，尤其老教师和英文教员几乎无一幸免。他们或多或少都能查出些“历史问题”，罪名也是五花八门。例如，“崇洋媚外”是外语老师的。最“经典”的案例，一位名叫陈四维的老师，他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犯了“破四旧’的忌，当然没什么好果子吃；冯老师，一位自尊敏感的女性，挺不过连番批斗，跑到化学实验室，喝了硫酸，结果没死成，烧坏了食管和大半个胃。
而这种伤痛，是可以表述的，是可以要求岁月补偿的。绝大多数人，在时代的狂飙下，无力地前行。大多数人，收获的是失落，是一种价值的折耗。一个民族，为此付出代价。
悲剧就在于此。
回想起碰到庄老师那一幕，我至今还在想，为什么我会同时涌起受害者和加害者的体验？
这庄老师教了三十多年书了，在学校堪称元老，据说早年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念过书，他是老师们当中唯一总穿西装的。以往无论是站在讲台上，还是走在外边，总是昂首挺胸，派头十足。有学生背地里叫他“庄鬼子”，他只要远远地走来，总有人哼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鬼子进村”的那段著名进行曲为他伴奏，这效果实在是滑稽，惹得大家一阵乱笑。那时的我早已不“淘”了，我尊敬庄老师，他课教得好。有时背地里我还称他“庄先生”，他听了似乎特别高兴。
此刻，这位庄先生就跪在我眼前，被弄得如马戏团的小丑一般，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这模样可笑，只是有点不知所措。
我扫了一眼空空的教室。我明白准是那些造反派们将庄老师斗完了，又去干别的--这么热的天儿，多半是游泳去了，留下他自己在这里继续反省“罪行”。
而多会儿回来，能不能回来，全由他们的兴致而定。
好半天，庄老师一直没有抬头。他虽未看到，但肯定听到教室里进来人了，他大约以为还是那些刚才批斗他的人。
我用很小的声音冲他说：“这儿没旁人，你起来吧。”
他抬起头，和我的目光只对视了一下，就又低下头去。那对视也就一瞬，但我看见了他满眼的泪花和一脸的羞愧，没有悲哀，更没有愤怒。
猛地意识到，此刻，他不求谁来怜悯他，“搭救”他，他还想保持最后一点的可怜的“颜面”，根本不愿意让我看见他这副样子。
我转身跑出了教室，好像羞惭的应该是我。
30年之后主持“东芝动物乐园”，有这样的体味：动物王国的“生物链”细琢磨也蛮残忍的，但那是自然规律，舍此无法维持平衡。人与人是同类啊，何必如此相残“相煎”？
那是一个随时都感觉到敌意的时代，然而传播学意义上的仇恨，和现场感的体验又是两回事。
多年后，演播《夜幕下的哈尔滨》，里边曾提到“知耻近乎勇”，意在为自杀者开脱。一天，借着酒劲儿，我曾问小说的作者陈玙一个颇为唐突甚至有点残忍的问题：“陈老，您‘文革’时被斗成那样，没想到自杀吗？”
陈老坦然回答：“想过，裤腰带都解下了，可一想到老伴和孩子，又系上了。”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团长的老焦，焦老师笑着说：“第一次挨批斗，懵了，被涂了一脸的墨汁走回家去，低着头怕见人，就这么一直往前走，结果不知不觉又从大院的后门上了街，一帮小孩儿朝我扔石头，我才转头回了家。那一宿没睡，真不想活了，可第二天，我见挨斗的人越来越多，也就不想死了。”
然而终有挺不住的，那年夏天，老舍先生便投了太平湖。
不管是死了的，活着的，我都尊敬爱戴他们，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活着，死了，都需要勇气，都是大丈夫。
当然我也会怜悯另一些人，那些逼得冯老师喝了硫酸的人，那些给庄先生戴纸帽挂牌子的人，那些逼得陈玙老师差点上吊的人，那些往焦老师脸上涂墨汁的人……
有人辩解说那是“革命需要”，那是“大势所趋”，那是“被政治热情冲昏了头脑”，那是因为“年轻不懂事”……但起码我当年没“热情”到那个程度，尽管我也年轻。我自然也参加过不少批斗会，也跟着喊过口号，但我终不曾动过别人一手指头。我至今也说不清，我当年为什么没那么做。按照我爱出风头的脾性，这样做似乎也符合逻辑，而我没有。我还为此“自得”过。
巴金后来回忆那个年代时写道：“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的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
读过巴老以上这段话，我那几分“事不关己”的自得感没了，代之以深深的思索：一个曾受过严重迫害的人还在谴责自己，而那些迫害过他人的人何以就处之泰然？
这十年的画面很多，记得好多人聚集在长春人民广场，我骑个自行车到苏军烈士纪念塔那儿，把车子架好了，站在后座上看造反派攻打长春市公安局。极其强烈的印象：造反战士用的是冷兵器，空心的钢管，一头儿斜削下去一截，就是一杆扎枪，一扎，血顺着钢管的空心流下去，人就完了。搭着云梯往上冲，攻打巴士底狱，还是巴黎市政厅？我那时候年轻，只懂得看热闹，觉得挺刺激。
接着我也进入了这片红色风景。
6月起，开始“停课闹革命”。原以为闹上几个月，还能重新走进课堂，谁知从那时起，我就永远告别了课堂生活。更冤的是那些高三学生，志愿都报上去了，拉开架势要参加高考了，一纸通知下来，便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旋涡。精力最旺盛的这一代人，就这样丢掉书本，拿起毛笔，写起了大字报，戴上了红袖标。
“文革”风潮席卷全国，学校的“运动”也是如火如荼。
校长被斗了，书记被斗了，许多教师，尤其老教师和英文教员几乎无一幸免。他们或多或少都能查出些“历史问题”，罪名也是五花八门。例如，“崇洋媚外”是外语老师的。最“经典”的案例，一位名叫陈四维的老师，他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犯了“破四旧’的忌，当然没什么好果子吃；冯老师，一位自尊敏感的女性，挺不过连番批斗，跑到化学实验室，喝了硫酸，结果没死成，烧坏了食管和大半个胃。
而这种伤痛，是可以表述的，是可以要求岁月补偿的。绝大多数人，在时代的狂飙下，无力地前行。大多数人，收获的是失落，是一种价值的折耗。一个民族，为此付出代价。
悲剧就在于此。
回想起碰到庄老师那一幕，我至今还在想，为什么我会同时涌起受害者和加害者的体验？
这庄老师教了三十多年书了，在学校堪称元老，据说早年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念过书，他是老师们当中唯一总穿西装的。以往无论是站在讲台上，还是走在外边，总是昂首挺胸，派头十足。有学生背地里叫他“庄鬼子”，他只要远远地走来，总有人哼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鬼子进村”的那段著名进行曲为他伴奏，这效果实在是滑稽，惹得大家一阵乱笑。那时的我早已不“淘”了，我尊敬庄老师，他课教得好。有时背地里我还称他“庄先生”，他听了似乎特别高兴。
此刻，这位庄先生就跪在我眼前，被弄得如马戏团的小丑一般，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这模样可笑，只是有点不知所措。
我扫了一眼空空的教室。我明白准是那些造反派们将庄老师斗完了，又去干别的--这么热的天儿，多半是游泳去了，留下他自己在这里继续反省“罪行”。
而多会儿回来，能不能回来，全由他们的兴致而定。
好半天，庄老师一直没有抬头。他虽未看到，但肯定听到教室里进来人了，他大约以为还是那些刚才批斗他的人。
我用很小的声音冲他说：“这儿没旁人，你起来吧。”
他抬起头，和我的目光只对视了一下，就又低下头去。那对视也就一瞬，但我看见了他满眼的泪花和一脸的羞愧，没有悲哀，更没有愤怒。
猛地意识到，此刻，他不求谁来怜悯他，“搭救”他，他还想保持最后一点的可怜的“颜面”，根本不愿意让我看见他这副样子。
我转身跑出了教室，好像羞惭的应该是我。
30年之后主持“东芝动物乐园”，有这样的体味：动物王国的“生物链”细琢磨也蛮残忍的，但那是自然规律，舍此无法维持平衡。人与人是同类啊，何必如此相残“相煎”？
那是一个随时都感觉到敌意的时代，然而传播学意义上的仇恨，和现场感的体验又是两回事。
多年后，演播《夜幕下的哈尔滨》，里边曾提到“知耻近乎勇”，意在为自杀者开脱。一天，借着酒劲儿，我曾问小说的作者陈玙一个颇为唐突甚至有点残忍的问题：“陈老，您‘文革’时被斗成那样，没想到自杀吗？”
陈老坦然回答：“想过，裤腰带都解下了，可一想到老伴和孩子，又系上了。”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团长的老焦，焦老师笑着说：“第一次挨批斗，懵了，被涂了一脸的墨汁走回家去，低着头怕见人，就这么一直往前走，结果不知不觉又从大院的后门上了街，一帮小孩儿朝我扔石头，我才转头回了家。那一宿没睡，真不想活了，可第二天，我见挨斗的人越来越多，也就不想死了。”
然而终有挺不住的，那年夏天，老舍先生便投了太平湖。
不管是死了的，活着的，我都尊敬爱戴他们，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活着，死了，都需要勇气，都是大丈夫。
当然我也会怜悯另一些人，那些逼得冯老师喝了硫酸的人，那些给庄先生戴纸帽挂牌子的人，那些逼得陈玙老师差点上吊的人，那些往焦老师脸上涂墨汁的人……
有人辩解说那是“革命需要”，那是“大势所趋”，那是“被政治热情冲昏了头脑”，那是因为“年轻不懂事”……但起码我当年没“热情”到那个程度，尽管我也年轻。我自然也参加过不少批斗会，也跟着喊过口号，但我终不曾动过别人一手指头。我至今也说不清，我当年为什么没那么做。按照我爱出风头的脾性，这样做似乎也符合逻辑，而我没有。我还为此“自得”过。
巴金后来回忆那个年代时写道：“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的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
读过巴老以上这段话，我那几分“事不关己”的自得感没了，代之以深深的思索：一个曾受过严重迫害的人还在谴责自己，而那些迫害过他人的人何以就处之泰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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