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没想到，电脑的字库中竟有“串联”这个词，对当代青年人来说，这个词是陌生的，怪异的。而对我这一茬人，这个词却能勾起许许多多值得回忆，甚至可以大书特书的往事。
“串联”又叫“大串联”，或“革命大串联”。它的表面意义可以理解为：全国大中学生红卫兵小将串通联合起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仇敌忾，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及一切牛鬼蛇神作坚决的斗争。
而它的实际效果，用一句话便可说明--免费旅游！
记得1994年的春运报道，突然令我不合时宜地回想起那一段“免费旅行”历史。那年春运期间，车站码头，万头攒动，拥挤不堪，有报道说：定员108位的车厢竟挤着四五百人，而厕所里硬是塞进14个人。
这记录也许绝后，却并非空前。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这阵势，我见得多了。
我的第一次“串联”实在是毫无准备。
那是1966年的8月，即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后没几天。
接近中午时分，在吉林大学数学系读书的表哥来找我。他们班几个同学约好了要去北京，问我去不去。
去！我二话没说，推上自行车就往外走。
表哥说：“你要先骑车回家，再去车站，可就来不及了。”
“那就直奔火车站！来，上车！”
我驮着他，飞似的赶往长春车站。
到那儿都快1点了，开往北京的60次快车应该发车了。可那列火车显然还没有准时出发的迹象，因为仍有不少旅客挤在进站口，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最容易区分的特征是：他们不像其他旅客那样手中高举着车票。
把自行车停在票房子旁边，锁好了，我转身拉着表哥朝车厢冲锋……
完了，人山人海，只能遥望车厢。
我掉头就跑：“疤哥，跟我来！”表哥脸上有块疤，所以我这样叫他。
一口气跑到了货运站口。那儿只有一位穿深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在那儿把着，我上去央求。这位叔叔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用例行公事的口气回答：“这是货运站，客运在那边。”
说完，便不再理我。
我急得不行。这时，客运站口那边隐约传来有节奏的口号声，细听，是“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不知为何，我真的激动起来，跨前一步，拉住那位大叔的手，紧紧握住，还拼命地晃动着，丹田运气，筋肉也随之抖动：“大叔！行个好吧，我们要去北京，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呀！”
我说到“毛主席”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大叔显然也被这现场效果震撼了。他露出了百感交集的样子，抽出手，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抽抽鼻子，颤声说：“进去吧！”
我和表哥边喊“谢谢”，边往里飞跑。
我突然想起什么，又折回头跑到大叔的跟前，从裤兜里掏出那把车钥匙硬塞到他的手中：“大叔，麻烦你！打个电话让我爸爸来取车，就放在票房子旁边，是辆凤凰28的。我爸的电话是……”
我胡乱摸索着，大叔摊开手：“写我手上吧。”
我也没时间客套了，在他手心儿上写下我爸单位的电话号码和我爸的名字。
写完我就追表哥去了，耳听背后传来那位好心的大叔的喊声：
“替我们工人阶级向毛主席问好--”
现在想来，那时候“左”，但那时候的人又真好，那般单纯质朴，像这位铁路大叔的情感绝不是做出来的，更不是谁逼出来的，他是真心热爱毛主席，真的以为我们能把“问好”捎给毛主席，而我也真打算这样做，以此来报答他。
我和表哥是从窗户钻进火车车厢的，小桌面上好几个铁路专用的大白瓷缸子全让我们碰掉了，而进得车厢才意识到：里面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只能手攥着行李架子，脚踩在小桌上，同时嘴也没闲着，跟着大家不断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响彻车厢。
火车开动了，旅客们经过一番自我调整，重新排列，我总算有了落脚之地，心情也渐渐平息下来。
车过了公主岭，连午饭都没吃的我开始感到饿了。
我捅了一下紧挨着我的表哥：“饿不？”
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他来找我之前大概已吃过饭了。
等过了四平站，不争气的肚子一个劲儿地叫，我实在挺不住了。我想等下一站停车时，一定通过窗户从站台上买点吃的。至于餐车，是休想挤得过去的。我开始找钱，可周身上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才凑出1毛2分钱。这点钱虽说不多，但那年月买俩烧饼或一个面包还富余。
可转念一想，不行，得留着，到了站下了车，要去四姑家，得乘公共汽车的。这时，我才想到，北京还有四姑这家亲戚呢，而且我还知道，四姑住东四前炒面胡同。
就这样，不吃不喝，一直挺到天黑。也多亏不吃不喝，再加上出汗，要不没地儿撒尿去--早听人讲，厕所里都挤满了。
不吃不喝能忍，可不睡觉真难熬。听到最后一声报站好像是“唐山”，过后便再不记得，显然我是睡着了，站着睡着了--站着能睡着觉，我若不亲身经历，打死也不信。
突然，响亮的乐曲声将我惊醒，那是车上的广播在放《东方红》。平素几乎每天都听，但今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从车窗望出去，正是东方泛红的时候，火车正驶进北京站。我们真的到了北京！我们就要见到毛主席啦！
我和表哥，不，应该说全车的人，困顿全无，个个兴高采烈。
口号声复又响起，我随着人流向车门口走去。没走几步，感觉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沉得很，木得很，只是被前后左右的人夹着往前移动……出了车门，便跌坐在站台上。
表哥也坐下了。我们揉了半天腿，才互相搀扶着站起来。
往前迈了几步，又觉两只脚疼痛难忍，低头一看，原来已经肿了，塑料凉鞋一条一条地鞋面和鞋帮都勒进肉里。
索性将鞋子脱掉，我光脚向出站口走去。
还没走出地下道呢，前面的人就自动排上了长队，还不止一条。细问方知，出站口的大厅里已设了好几个接待站，分别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我这时才知道，当时还不接待中学生。
此时，表哥也找到了他吉林大学的同学，我便混在了他们的队伍里。
我们算“东北方面军”被分到了西郊马神庙的北京商学院。
我们被专人引导着，井然有序地登上了等在站外的大客车。我注意到，引导我们的显然也是个学生，与我们不同的是，他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左臂上戴了一条红色的胳膊箍儿，上边印了三个黄色大字，毛体的三个大字“红卫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红卫兵。
在客车上坐定，我才有心思看看北京站这座建筑。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贴满墙上的红白相间的一条条标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红色的写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条白底黑字写着：“狗崽子，滚回去！”
所谓“狗崽子”指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他们想加入革命阵营，但认出他们身份的红卫兵不买他们的账。我虽不在此列，可心里也有几分不舒服。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真的有几个人神色不自在，默不做声低着头，与情绪激昂抢着往外看的大多数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莫非这堆人里就混有“狗崽子”？想到这儿，我立刻收回眼光。我对他们似乎有几分同情。他们刚来，就要“滚回去”，天知道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
客车一路向北开。原本以为要经过天安门的，谁料穿过长安街竟进了一条小胡同，从几乎擦车而过的小门小户的门牌上知道，我们走的叫“朝阳门南小街”。
第一次来北京，最想见到的建筑便是天安门，听车上的人议论，也都一般心情。可眼前却是鳞次栉比的一座座小庙似的房子，而且全是灰色，看着了无生气。
左拐右拐，车子开进了北京商学院。
一个教室住二十人，打地铺睡。表哥和他的同学安顿下来就去吃早点啦，我则不管这么多了，倒头便睡，一觉到天黑。
醒来浑身软绵绵的，一天半水米未打牙。我晕晕乎乎地去了学生大食堂，如流民被舍粥般排队领来一份儿饭菜，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不一会儿，盆儿干碗儿净，又重新排队领第二份儿。好在吃白食不花钱，我那一毛二仍揣在怀里。
混饱了肚子，我才想起，该去四姑家看看了。
“串联”又叫“大串联”，或“革命大串联”。它的表面意义可以理解为：全国大中学生红卫兵小将串通联合起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仇敌忾，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及一切牛鬼蛇神作坚决的斗争。
而它的实际效果，用一句话便可说明--免费旅游！
记得1994年的春运报道，突然令我不合时宜地回想起那一段“免费旅行”历史。那年春运期间，车站码头，万头攒动，拥挤不堪，有报道说：定员108位的车厢竟挤着四五百人，而厕所里硬是塞进14个人。
这记录也许绝后，却并非空前。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这阵势，我见得多了。
我的第一次“串联”实在是毫无准备。
那是1966年的8月，即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后没几天。
接近中午时分，在吉林大学数学系读书的表哥来找我。他们班几个同学约好了要去北京，问我去不去。
去！我二话没说，推上自行车就往外走。
表哥说：“你要先骑车回家，再去车站，可就来不及了。”
“那就直奔火车站！来，上车！”
我驮着他，飞似的赶往长春车站。
到那儿都快1点了，开往北京的60次快车应该发车了。可那列火车显然还没有准时出发的迹象，因为仍有不少旅客挤在进站口，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最容易区分的特征是：他们不像其他旅客那样手中高举着车票。
把自行车停在票房子旁边，锁好了，我转身拉着表哥朝车厢冲锋……
完了，人山人海，只能遥望车厢。
我掉头就跑：“疤哥，跟我来！”表哥脸上有块疤，所以我这样叫他。
一口气跑到了货运站口。那儿只有一位穿深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在那儿把着，我上去央求。这位叔叔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用例行公事的口气回答：“这是货运站，客运在那边。”
说完，便不再理我。
我急得不行。这时，客运站口那边隐约传来有节奏的口号声，细听，是“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不知为何，我真的激动起来，跨前一步，拉住那位大叔的手，紧紧握住，还拼命地晃动着，丹田运气，筋肉也随之抖动：“大叔！行个好吧，我们要去北京，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呀！”
我说到“毛主席”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大叔显然也被这现场效果震撼了。他露出了百感交集的样子，抽出手，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抽抽鼻子，颤声说：“进去吧！”
我和表哥边喊“谢谢”，边往里飞跑。
我突然想起什么，又折回头跑到大叔的跟前，从裤兜里掏出那把车钥匙硬塞到他的手中：“大叔，麻烦你！打个电话让我爸爸来取车，就放在票房子旁边，是辆凤凰28的。我爸的电话是……”
我胡乱摸索着，大叔摊开手：“写我手上吧。”
我也没时间客套了，在他手心儿上写下我爸单位的电话号码和我爸的名字。
写完我就追表哥去了，耳听背后传来那位好心的大叔的喊声：
“替我们工人阶级向毛主席问好--”
现在想来，那时候“左”，但那时候的人又真好，那般单纯质朴，像这位铁路大叔的情感绝不是做出来的，更不是谁逼出来的，他是真心热爱毛主席，真的以为我们能把“问好”捎给毛主席，而我也真打算这样做，以此来报答他。
我和表哥是从窗户钻进火车车厢的，小桌面上好几个铁路专用的大白瓷缸子全让我们碰掉了，而进得车厢才意识到：里面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只能手攥着行李架子，脚踩在小桌上，同时嘴也没闲着，跟着大家不断高呼口号。
“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响彻车厢。
火车开动了，旅客们经过一番自我调整，重新排列，我总算有了落脚之地，心情也渐渐平息下来。
车过了公主岭，连午饭都没吃的我开始感到饿了。
我捅了一下紧挨着我的表哥：“饿不？”
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他来找我之前大概已吃过饭了。
等过了四平站，不争气的肚子一个劲儿地叫，我实在挺不住了。我想等下一站停车时，一定通过窗户从站台上买点吃的。至于餐车，是休想挤得过去的。我开始找钱，可周身上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才凑出1毛2分钱。这点钱虽说不多，但那年月买俩烧饼或一个面包还富余。
可转念一想，不行，得留着，到了站下了车，要去四姑家，得乘公共汽车的。这时，我才想到，北京还有四姑这家亲戚呢，而且我还知道，四姑住东四前炒面胡同。
就这样，不吃不喝，一直挺到天黑。也多亏不吃不喝，再加上出汗，要不没地儿撒尿去--早听人讲，厕所里都挤满了。
不吃不喝能忍，可不睡觉真难熬。听到最后一声报站好像是“唐山”，过后便再不记得，显然我是睡着了，站着睡着了--站着能睡着觉，我若不亲身经历，打死也不信。
突然，响亮的乐曲声将我惊醒，那是车上的广播在放《东方红》。平素几乎每天都听，但今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从车窗望出去，正是东方泛红的时候，火车正驶进北京站。我们真的到了北京！我们就要见到毛主席啦！
我和表哥，不，应该说全车的人，困顿全无，个个兴高采烈。
口号声复又响起，我随着人流向车门口走去。没走几步，感觉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沉得很，木得很，只是被前后左右的人夹着往前移动……出了车门，便跌坐在站台上。
表哥也坐下了。我们揉了半天腿，才互相搀扶着站起来。
往前迈了几步，又觉两只脚疼痛难忍，低头一看，原来已经肿了，塑料凉鞋一条一条地鞋面和鞋帮都勒进肉里。
索性将鞋子脱掉，我光脚向出站口走去。
还没走出地下道呢，前面的人就自动排上了长队，还不止一条。细问方知，出站口的大厅里已设了好几个接待站，分别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我这时才知道，当时还不接待中学生。
此时，表哥也找到了他吉林大学的同学，我便混在了他们的队伍里。
我们算“东北方面军”被分到了西郊马神庙的北京商学院。
我们被专人引导着，井然有序地登上了等在站外的大客车。我注意到，引导我们的显然也是个学生，与我们不同的是，他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左臂上戴了一条红色的胳膊箍儿，上边印了三个黄色大字，毛体的三个大字“红卫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红卫兵。
在客车上坐定，我才有心思看看北京站这座建筑。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贴满墙上的红白相间的一条条标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红色的写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条白底黑字写着：“狗崽子，滚回去！”
所谓“狗崽子”指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他们想加入革命阵营，但认出他们身份的红卫兵不买他们的账。我虽不在此列，可心里也有几分不舒服。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真的有几个人神色不自在，默不做声低着头，与情绪激昂抢着往外看的大多数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莫非这堆人里就混有“狗崽子”？想到这儿，我立刻收回眼光。我对他们似乎有几分同情。他们刚来，就要“滚回去”，天知道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
客车一路向北开。原本以为要经过天安门的，谁料穿过长安街竟进了一条小胡同，从几乎擦车而过的小门小户的门牌上知道，我们走的叫“朝阳门南小街”。
第一次来北京，最想见到的建筑便是天安门，听车上的人议论，也都一般心情。可眼前却是鳞次栉比的一座座小庙似的房子，而且全是灰色，看着了无生气。
左拐右拐，车子开进了北京商学院。
一个教室住二十人，打地铺睡。表哥和他的同学安顿下来就去吃早点啦，我则不管这么多了，倒头便睡，一觉到天黑。
醒来浑身软绵绵的，一天半水米未打牙。我晕晕乎乎地去了学生大食堂，如流民被舍粥般排队领来一份儿饭菜，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不一会儿，盆儿干碗儿净，又重新排队领第二份儿。好在吃白食不花钱，我那一毛二仍揣在怀里。
混饱了肚子，我才想起，该去四姑家看看了。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