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终生难忘。
那是1966年8月31日。
天刚亮，我们这些睡在大通铺上的外地学生便被叫起，抖掉满身的干草--也许还有虱子跳蚤，我们叫它们“串联虫”，匆匆吃过早点，便由当时还算北京西郊的马神庙步行赶往天安门广场。
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聚集在那里等待毛主席的检阅。
这是他老人家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而第一次是在8月18日。就是那次，他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胳膊上，并亲口对一个叫宋彬彬的女学生说：要武嘛。后来那女生真就改名为“宋要武”了。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进而由“口诛笔伐”发展为“文攻武卫”--多少革命小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后话。
刚进广场坐定，我就发现这次和上次不大一样。“8·18”的场面从报纸上见过，毛主席只在天安门城楼上远远地向密密麻麻的红卫兵们挥手。而这次广场上却留出了车道，道两旁由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将学生们隔成了一个个方阵。
莫非毛主席要下来？我猜测。
若真如此，我可不能傻坐在这里。
想到此，挤在方阵中间的我便开始一点点往边上蹭，一直到我能嗅到眼前一个战士的臭胶鞋味儿。
直到下午2点左右，“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炸雷般响起，原本席地而坐的我们“呼啦”一下全都站起来，向前拥去。战士们手拉手，如抗洪抢险般堵住汹涌的人潮。
毛主席真的从城楼子上下来了。他的车离我越来越近。
主席高高站在那辆检阅车上向我们招手。
车缓缓地走着，渐渐驶过西边的华表。
伟大领袖的敞篷吉普车离我只有四五米的距离了，我一下扑向我前面的解放军警戒线。紧接着，后面几个红卫兵也跟了上来。秩序一下就乱了。
战士们拉了这个，跑了那个。我拼命挣脱了一个紧抱住我的战士，一个趔趄跌向主席的车前。
车停了。
我发现我的双手正扶着那辆崭新的北京吉普的右前灯。
我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那一刻如同印在我脑海中的照片，至今难以忘怀。
多少年后，我听曾同在沈阳军区文工团的黄宏说，当年他才七八岁，老听人讲“韶山升起红太阳”，于是真的以为每天早晨太阳都是从韶山升起。我虽不至于如此天真，但对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我曾设想那必定是感受温暖、沐浴阳光、挥洒金色、无上荣耀、庄严神圣的一刻。
然而当我亲临这一刻时，我不能不说，感觉有些异样。
我看到的是一张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的脸，比我在新闻纪录片中见到的显得苍老疲惫得多，甚至略有些浮肿。解放帽下，那明净的前额渗出滴滴汗水，一片汗光晶晶，下巴正中那粒有名的痦子也黯然失色。肥大的绿军装依然遮掩不住微驼的背，还有顶在车护栏上的肚腹。
老人家神色庄重从容，却也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
那一刻，我盼他能看我一眼，毛主席果然看了--不，确切地说，是瞥了我一眼。
我想向他汇报关于我的一切，真想对他讲：我小时候曾给您写过信呢！还邮了我的照片！党中央还回过信呢！这您一定知道……
他只瞥了我一眼，那眼神是漠然的，似乎我并不存在。
我渴望这幸福能够多延长一些时间，我期盼他老人家能再看我一眼，我更奢望能面对面地聆听“最高指示”……
一只手拽住我的后脖领子，死命地往后拉，旧军装的领勾儿勒得我喉结生疼。
我终于跌坐在警戒线的后面，头撞在一根灯柱上。
等我的满眼金花散尽，我才看清我身边的一面红旗上写着：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
过后，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一个中学生混进大学生队伍中去怎么就那么容易。
这些今后要“为人师表”的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似乎比我更具有革命朝气和造反精神，加上多数比我力气大，尽管解放军战士拼命地拉扯，他们仍有不少拥在主席车的周围，有节奏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我虽然站起身，但实在无力再冲过那道“绿色长城”，只能通过不断变幻的人墙的缝隙看到主席。他好像对他旁边的一个同样穿着绿军装的人说了一句什么。那人比他矮且瘦，手中挥动着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我这才意识到，那是“林副统帅”。
忽然间，口号声小了，一个略带嘶哑却十分高亢的声音回荡在耳边：“红卫兵小将们，同学们，请散开，请注意主席的安全……”
我连连跳起，终于看清，那是周总理在喊。他已经从第二辆车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
很快地，学生们退回到各自的队伍中去。
主席的车缓缓启动。老人家又高扬起巨手，副统帅小红书挥得更加起劲儿，口号声复又响起，多数人热泪纵横。
车子一辆辆开过，我依次看到后面的康生、陶铸、朱德、江青、陈云、邓小平、刘少奇……当时我能将名字与长相对上号的也就这么几位。有点儿纳闷儿：在此之前，多年来总挂在口头上的“毛刘周朱陈林邓”，为何打乱了原有的排列顺序？我隐约感到“革命形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路线斗争”才刚刚开始。
那满载革命统帅部成员的车队，恰如一列战舰在海上驶过，那是百万红卫兵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广场铺就的人海。它卷起人浪，荡起人潮，唤起人声，聚起人心。
那一刻，不，应该说那前前后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作为个体不存在了。无论是谁，他首先是群众的一员，是集体的一员，是某组织的一员，就如绿地的一棵草，大海的一滴水，甚至是大地的一抔土。
当年的外国人乃至如今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段时期中国人着装色彩的单调：要么是绿，要么是蓝，要么是灰。而这三种颜色恰巧又是草、海与土地的主色调。
这是外表，而不知是可贵还是可悲的却是人的内心或曰灵魂的统一。那时讲“灵魂深处闹革命” “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主席更教导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一旦脱离了“群众”，那后果恐怕就不仅幼稚可笑，简直大逆不道，其罪当诛了。于是人人自危，于是人人都怕脱离群众。
如果说，红卫兵小将们、工农大众们真的是出于一种革命热情而自觉地成为某个革命组织的成员，那么其他很多人，包括干部、知识分子则大多基于一种本能，一种生存的需要了。
那天，直到太阳偏向人民大会堂身后时，红卫兵百万大军才陆续散尽，广场上遍布踩落的鞋子。
没过几天，我也回到了长春。
一进校门，便有同学兴奋地告诉我：你上报了。
有一张报纸印着：长春二中红卫兵小将幸福见到毛主席。里边有关于我的一段报道。
这是一个嘲讽意味十足的人生插曲，王刚居然是以这种形式第一次进入“公共视野”。
在革命大潮的裹挟下，只能说：我是半清醒半糊涂地往前走着。如今，我颇为庆幸的是：我既没成为革命的先锋，也没成为革命的对象--这庆幸带着几分自私，有种明哲保身的味道。
至今仍耿耿于怀的是：“文革”将我理想的翅膀折断了，我没能升上大学，没能圆“外交官”之梦。好像不仅这些，我的所谓“理想”和“志愿”里更深层次的东西--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对生活乃至生命的认知，总之，关于真善美的憧憬--似乎一切都被搅乱了。
那是1966年8月31日。
天刚亮，我们这些睡在大通铺上的外地学生便被叫起，抖掉满身的干草--也许还有虱子跳蚤，我们叫它们“串联虫”，匆匆吃过早点，便由当时还算北京西郊的马神庙步行赶往天安门广场。
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聚集在那里等待毛主席的检阅。
这是他老人家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而第一次是在8月18日。就是那次，他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胳膊上，并亲口对一个叫宋彬彬的女学生说：要武嘛。后来那女生真就改名为“宋要武”了。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进而由“口诛笔伐”发展为“文攻武卫”--多少革命小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后话。
刚进广场坐定，我就发现这次和上次不大一样。“8·18”的场面从报纸上见过，毛主席只在天安门城楼上远远地向密密麻麻的红卫兵们挥手。而这次广场上却留出了车道，道两旁由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将学生们隔成了一个个方阵。
莫非毛主席要下来？我猜测。
若真如此，我可不能傻坐在这里。
想到此，挤在方阵中间的我便开始一点点往边上蹭，一直到我能嗅到眼前一个战士的臭胶鞋味儿。
直到下午2点左右，“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炸雷般响起，原本席地而坐的我们“呼啦”一下全都站起来，向前拥去。战士们手拉手，如抗洪抢险般堵住汹涌的人潮。
毛主席真的从城楼子上下来了。他的车离我越来越近。
主席高高站在那辆检阅车上向我们招手。
车缓缓地走着，渐渐驶过西边的华表。
伟大领袖的敞篷吉普车离我只有四五米的距离了，我一下扑向我前面的解放军警戒线。紧接着，后面几个红卫兵也跟了上来。秩序一下就乱了。
战士们拉了这个，跑了那个。我拼命挣脱了一个紧抱住我的战士，一个趔趄跌向主席的车前。
车停了。
我发现我的双手正扶着那辆崭新的北京吉普的右前灯。
我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那一刻如同印在我脑海中的照片，至今难以忘怀。
多少年后，我听曾同在沈阳军区文工团的黄宏说，当年他才七八岁，老听人讲“韶山升起红太阳”，于是真的以为每天早晨太阳都是从韶山升起。我虽不至于如此天真，但对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我曾设想那必定是感受温暖、沐浴阳光、挥洒金色、无上荣耀、庄严神圣的一刻。
然而当我亲临这一刻时，我不能不说，感觉有些异样。
我看到的是一张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的脸，比我在新闻纪录片中见到的显得苍老疲惫得多，甚至略有些浮肿。解放帽下，那明净的前额渗出滴滴汗水，一片汗光晶晶，下巴正中那粒有名的痦子也黯然失色。肥大的绿军装依然遮掩不住微驼的背，还有顶在车护栏上的肚腹。
老人家神色庄重从容，却也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
那一刻，我盼他能看我一眼，毛主席果然看了--不，确切地说，是瞥了我一眼。
我想向他汇报关于我的一切，真想对他讲：我小时候曾给您写过信呢！还邮了我的照片！党中央还回过信呢！这您一定知道……
他只瞥了我一眼，那眼神是漠然的，似乎我并不存在。
我渴望这幸福能够多延长一些时间，我期盼他老人家能再看我一眼，我更奢望能面对面地聆听“最高指示”……
一只手拽住我的后脖领子，死命地往后拉，旧军装的领勾儿勒得我喉结生疼。
我终于跌坐在警戒线的后面，头撞在一根灯柱上。
等我的满眼金花散尽，我才看清我身边的一面红旗上写着：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
过后，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一个中学生混进大学生队伍中去怎么就那么容易。
这些今后要“为人师表”的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似乎比我更具有革命朝气和造反精神，加上多数比我力气大，尽管解放军战士拼命地拉扯，他们仍有不少拥在主席车的周围，有节奏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我虽然站起身，但实在无力再冲过那道“绿色长城”，只能通过不断变幻的人墙的缝隙看到主席。他好像对他旁边的一个同样穿着绿军装的人说了一句什么。那人比他矮且瘦，手中挥动着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我这才意识到，那是“林副统帅”。
忽然间，口号声小了，一个略带嘶哑却十分高亢的声音回荡在耳边：“红卫兵小将们，同学们，请散开，请注意主席的安全……”
我连连跳起，终于看清，那是周总理在喊。他已经从第二辆车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
很快地，学生们退回到各自的队伍中去。
主席的车缓缓启动。老人家又高扬起巨手，副统帅小红书挥得更加起劲儿，口号声复又响起，多数人热泪纵横。
车子一辆辆开过，我依次看到后面的康生、陶铸、朱德、江青、陈云、邓小平、刘少奇……当时我能将名字与长相对上号的也就这么几位。有点儿纳闷儿：在此之前，多年来总挂在口头上的“毛刘周朱陈林邓”，为何打乱了原有的排列顺序？我隐约感到“革命形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路线斗争”才刚刚开始。
那满载革命统帅部成员的车队，恰如一列战舰在海上驶过，那是百万红卫兵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广场铺就的人海。它卷起人浪，荡起人潮，唤起人声，聚起人心。
那一刻，不，应该说那前前后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作为个体不存在了。无论是谁，他首先是群众的一员，是集体的一员，是某组织的一员，就如绿地的一棵草，大海的一滴水，甚至是大地的一抔土。
当年的外国人乃至如今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段时期中国人着装色彩的单调：要么是绿，要么是蓝，要么是灰。而这三种颜色恰巧又是草、海与土地的主色调。
这是外表，而不知是可贵还是可悲的却是人的内心或曰灵魂的统一。那时讲“灵魂深处闹革命” “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主席更教导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一旦脱离了“群众”，那后果恐怕就不仅幼稚可笑，简直大逆不道，其罪当诛了。于是人人自危，于是人人都怕脱离群众。
如果说，红卫兵小将们、工农大众们真的是出于一种革命热情而自觉地成为某个革命组织的成员，那么其他很多人，包括干部、知识分子则大多基于一种本能，一种生存的需要了。
那天，直到太阳偏向人民大会堂身后时，红卫兵百万大军才陆续散尽，广场上遍布踩落的鞋子。
没过几天，我也回到了长春。
一进校门，便有同学兴奋地告诉我：你上报了。
有一张报纸印着：长春二中红卫兵小将幸福见到毛主席。里边有关于我的一段报道。
这是一个嘲讽意味十足的人生插曲，王刚居然是以这种形式第一次进入“公共视野”。
在革命大潮的裹挟下，只能说：我是半清醒半糊涂地往前走着。如今，我颇为庆幸的是：我既没成为革命的先锋，也没成为革命的对象--这庆幸带着几分自私，有种明哲保身的味道。
至今仍耿耿于怀的是：“文革”将我理想的翅膀折断了，我没能升上大学，没能圆“外交官”之梦。好像不仅这些，我的所谓“理想”和“志愿”里更深层次的东西--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对生活乃至生命的认知，总之，关于真善美的憧憬--似乎一切都被搅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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