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往今来，被认为是想成就一番事业之人的最佳途径。
这话不无道理。
然而真能做到，着实不易。
古人将二者等量齐观，囿于交通之落后，一生能行万里路者可谓凤毛麟角；今人则相反，坐上飞机便可日行八万里，然而若谈及读书，即便是做学问者也不敢夸口“万卷”。
当然，此处之“万”，仅指多矣，并非局限于数字。
自小时候起，这八个字便在心里扎了根，但我从不敢也不愿狂想读什么“万卷书”，那该多枯燥乏味，还不把人愁闷死。“行万里路”却是我的一个梦想。年轻人，尤其是男孩子哪个总愿意守在家里？哪个不想到外边的世界闯一闯？
我多少次面对墙上的地图发呆，幻想着去这儿去那儿，甚至还琢磨过：自造一条小木船，由伊通河（我家乡长春的一条河）下水，到松花江，进黑龙江，经阿穆尔河，最后漂入鄂霍次克海，再掉头向南，那便是地图上最大的一片蓝色--太平洋。
想啊，盼啊，即便做梦都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的梦想竟得以实现啦，“革命大串联”让我实现了随心所欲的旅游。
那年的9月10日，我先奔了大连。去那儿，就是为了看海。
在星海公园那一站，我从有轨电车上下来，终于看见海了，我竟旁若无人地大叫起来，惹得周围的几个人赶忙将自己的衣物挪得远远儿的，想必他们以为我是个疯子。
我全然不顾，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又是一阵狂跑，扑向水中。
离大连，回长春，没几天，我又去了北京，但这次是为转道去南方。
不知为何，火车到了天津南仓站，我们这些手头没票的全给撵下来了。撵，我们毫无怨言，而最早“我们要见毛主席”也不成其为理由了，“革命小将”已经变得让人讨厌了。
眼看别人成群结伙地离开，有的进了票房子休息，有的干脆步行沿火车道奔了北京，最后只剩我一个呆坐在站台上，我不免自怨自艾起来。
那是9月末的一天的后半夜两点多，本打算去南方穿得又很单薄，我饥寒交迫。
又一声汽笛长鸣将我惊醒，天还没亮，我仍坐在站台上，只是眼前多了一列火车。那是一列货车，敞篷的。我四顾无人，硬是爬了上去。我翻过车帮儿一屁股坐到里边，扑地一下，软软的，一点儿没跌疼。我发现这是拉煤的车，确切地说拉的是煤面子。
我瑟缩在角落里，只怕谁看见，盼着车开。
没一会儿，车开了。货车总不如客车稳，一个劲儿地晃，像个摇煤球儿的筛子，而我就是煤球儿。
走了一个多钟头，停了。我探头向外看，灯箱上写着--丰台。
我庆幸离北京不远了，这列货车肯定不能进北京站，我该下车了。
我自然不敢走出站口，从站边儿绕出去了。
天渐渐亮了，我仍在车站四周徘徊。我实在没那个能力步行进京，我想等一列客车，哪怕是买票上车。
路上人多起来，奇怪的是，看见我的人不是笑就是躲。我忽有所悟，忙对着街边一所房子的玻璃窗照了一下自己，这一照，我先是吓了一跳，紧跟着，我也笑了。玻璃上映出的简直就是个黑人，除了眼边儿和牙是白的，剩下全是黑的，浑身一抖还直掉煤末子。
这副模样甭说进北京，丰台也没法待，哪儿也不成，见不得人啦！
我得洗个澡，连衣服也得洗。
我找了个旮旯儿，又是四顾无人，便撕了墙上的一张大字报--那时候，这东西随处可见，胡乱抹了一把脸，再找个玻璃窗照照，嘿嘿，能认出是我了，便又去寻澡堂子。
离车站不远就有一个，可把门儿的不让我进，嫌我太脏。我磨破了嘴皮子，他总算让我进了。他随后也跟了进去，他要盯着我先淋浴再进池子。
那年头，澡堂子就有洗衣服的服务了。等我出了池子又美美地睡了一大觉，衣服也干了。出了澡堂子，已是中午时分，我又找了一家清真馆子，要了两大碗羊汤、四个火烧。我洗去一路风尘，睡了个四体通泰，吃了个脑满肠肥，买票上车，大模大样理直气壮进了北京城。
进京在四姑家只住了一天，和姐夫聊了半宿，只记得我对他诌了一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姐夫又一愣，没接我的话茬儿，只是催我睡。
次日，我便登上南去的列车奔了武汉。
真不愧是“大武汉”。站在蛇山之上，虽无“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慨，却定能体味“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恢弘气势。
长江、汉水将其割为三镇：汉口繁华热闹，虽不是盛夏酷暑，走在江汉路上，两边的人气儿烘得你直冒汗；汉阳小而旧，但墨水湖畔那低矮的屋檐下卖蓬蓬的姑娘像一副水墨丹青，令我想入非非；武昌自然人文景观最多，光一个东湖就让我流连了一整天，还爬上珞珈山顶的一个铁架子，用小刀子刻上了几个字：“王刚到此一游”。
此后多少年，每每想起，此举着实令我汗颜，却又总想有机会再去看看，那几个字是否还在？而每次再到武汉，又总是来去匆匆，始终没得闲儿。话又说回来，有空儿也不好意思再爬了。人还是年轻好，少有顾忌。
离了武汉，又继续南下到了广州。
等我再转头北上，经郴州、衡阳、株洲到了湘潭，我终于病倒了，发起了高烧。病因是在火车上站得太久，脚肿了，又被硬塑料鞋磨破感染。眼看一条“红线”（淋巴发炎）顺着腿往上“爬”，我真的害怕了，我觉得我要客死异乡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过，说这红线一旦爬到心脏，人就彻底玩儿完啦。
外地学生接待站（当时铁路沿线大中城市都设有这样的机构）的人将我抬到了医院，打点滴，灌流食……
死亡的恐惧消除了，三天后我又能走了，我去了韶山。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随着参观的人流在毛家大屋里无声地鱼贯穿行。大部分屋子阴暗潮湿，墙上挂着发黄的老照片，家具农具陈旧不堪。但我相信人们的心一定都是暖的热的，无限爱戴无限崇敬的，因为伟大领袖就生于斯、长于斯，因为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从这里升起。
我在一个国家的整体狂热气氛中，尽情地实现自己的“自由行”。广州：不知是累了，还是被南国的花香熏得醉了，竟躺在中山大学的草坪上睡了多半天；杭州：西湖“平湖秋月”，1毛5分钱一杯龙井，由于不断地添水，最后见不到一点绿色，想起孔老夫子带着弟子吃元宵也要不断加汤的笑话，心中还挺美；钱塘江：英雄蔡永祥塑像，茅以升设计的钢铁大桥，江中畅游，可爱的孩子帮我照看衣服；上海：花3毛5分钱（半斤米饭加一大碗咖喱牛肉粉丝汤），竟可以“吃吃国际饭店”……
一个人的心境与大时代的肃杀气氛如此不熨帖，说起来有点“没心没肺”。但殊不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自己创造的最后的自由。直到今天，以后的个人空间，再也不曾有那种率性而为的感觉。
这话不无道理。
然而真能做到，着实不易。
古人将二者等量齐观，囿于交通之落后，一生能行万里路者可谓凤毛麟角；今人则相反，坐上飞机便可日行八万里，然而若谈及读书，即便是做学问者也不敢夸口“万卷”。
当然，此处之“万”，仅指多矣，并非局限于数字。
自小时候起，这八个字便在心里扎了根，但我从不敢也不愿狂想读什么“万卷书”，那该多枯燥乏味，还不把人愁闷死。“行万里路”却是我的一个梦想。年轻人，尤其是男孩子哪个总愿意守在家里？哪个不想到外边的世界闯一闯？
我多少次面对墙上的地图发呆，幻想着去这儿去那儿，甚至还琢磨过：自造一条小木船，由伊通河（我家乡长春的一条河）下水，到松花江，进黑龙江，经阿穆尔河，最后漂入鄂霍次克海，再掉头向南，那便是地图上最大的一片蓝色--太平洋。
想啊，盼啊，即便做梦都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的梦想竟得以实现啦，“革命大串联”让我实现了随心所欲的旅游。
那年的9月10日，我先奔了大连。去那儿，就是为了看海。
在星海公园那一站，我从有轨电车上下来，终于看见海了，我竟旁若无人地大叫起来，惹得周围的几个人赶忙将自己的衣物挪得远远儿的，想必他们以为我是个疯子。
我全然不顾，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又是一阵狂跑，扑向水中。
离大连，回长春，没几天，我又去了北京，但这次是为转道去南方。
不知为何，火车到了天津南仓站，我们这些手头没票的全给撵下来了。撵，我们毫无怨言，而最早“我们要见毛主席”也不成其为理由了，“革命小将”已经变得让人讨厌了。
眼看别人成群结伙地离开，有的进了票房子休息，有的干脆步行沿火车道奔了北京，最后只剩我一个呆坐在站台上，我不免自怨自艾起来。
那是9月末的一天的后半夜两点多，本打算去南方穿得又很单薄，我饥寒交迫。
又一声汽笛长鸣将我惊醒，天还没亮，我仍坐在站台上，只是眼前多了一列火车。那是一列货车，敞篷的。我四顾无人，硬是爬了上去。我翻过车帮儿一屁股坐到里边，扑地一下，软软的，一点儿没跌疼。我发现这是拉煤的车，确切地说拉的是煤面子。
我瑟缩在角落里，只怕谁看见，盼着车开。
没一会儿，车开了。货车总不如客车稳，一个劲儿地晃，像个摇煤球儿的筛子，而我就是煤球儿。
走了一个多钟头，停了。我探头向外看，灯箱上写着--丰台。
我庆幸离北京不远了，这列货车肯定不能进北京站，我该下车了。
我自然不敢走出站口，从站边儿绕出去了。
天渐渐亮了，我仍在车站四周徘徊。我实在没那个能力步行进京，我想等一列客车，哪怕是买票上车。
路上人多起来，奇怪的是，看见我的人不是笑就是躲。我忽有所悟，忙对着街边一所房子的玻璃窗照了一下自己，这一照，我先是吓了一跳，紧跟着，我也笑了。玻璃上映出的简直就是个黑人，除了眼边儿和牙是白的，剩下全是黑的，浑身一抖还直掉煤末子。
这副模样甭说进北京，丰台也没法待，哪儿也不成，见不得人啦！
我得洗个澡，连衣服也得洗。
我找了个旮旯儿，又是四顾无人，便撕了墙上的一张大字报--那时候，这东西随处可见，胡乱抹了一把脸，再找个玻璃窗照照，嘿嘿，能认出是我了，便又去寻澡堂子。
离车站不远就有一个，可把门儿的不让我进，嫌我太脏。我磨破了嘴皮子，他总算让我进了。他随后也跟了进去，他要盯着我先淋浴再进池子。
那年头，澡堂子就有洗衣服的服务了。等我出了池子又美美地睡了一大觉，衣服也干了。出了澡堂子，已是中午时分，我又找了一家清真馆子，要了两大碗羊汤、四个火烧。我洗去一路风尘，睡了个四体通泰，吃了个脑满肠肥，买票上车，大模大样理直气壮进了北京城。
进京在四姑家只住了一天，和姐夫聊了半宿，只记得我对他诌了一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姐夫又一愣，没接我的话茬儿，只是催我睡。
次日，我便登上南去的列车奔了武汉。
真不愧是“大武汉”。站在蛇山之上，虽无“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慨，却定能体味“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恢弘气势。
长江、汉水将其割为三镇：汉口繁华热闹，虽不是盛夏酷暑，走在江汉路上，两边的人气儿烘得你直冒汗；汉阳小而旧，但墨水湖畔那低矮的屋檐下卖蓬蓬的姑娘像一副水墨丹青，令我想入非非；武昌自然人文景观最多，光一个东湖就让我流连了一整天，还爬上珞珈山顶的一个铁架子，用小刀子刻上了几个字：“王刚到此一游”。
此后多少年，每每想起，此举着实令我汗颜，却又总想有机会再去看看，那几个字是否还在？而每次再到武汉，又总是来去匆匆，始终没得闲儿。话又说回来，有空儿也不好意思再爬了。人还是年轻好，少有顾忌。
离了武汉，又继续南下到了广州。
等我再转头北上，经郴州、衡阳、株洲到了湘潭，我终于病倒了，发起了高烧。病因是在火车上站得太久，脚肿了，又被硬塑料鞋磨破感染。眼看一条“红线”（淋巴发炎）顺着腿往上“爬”，我真的害怕了，我觉得我要客死异乡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过，说这红线一旦爬到心脏，人就彻底玩儿完啦。
外地学生接待站（当时铁路沿线大中城市都设有这样的机构）的人将我抬到了医院，打点滴，灌流食……
死亡的恐惧消除了，三天后我又能走了，我去了韶山。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随着参观的人流在毛家大屋里无声地鱼贯穿行。大部分屋子阴暗潮湿，墙上挂着发黄的老照片，家具农具陈旧不堪。但我相信人们的心一定都是暖的热的，无限爱戴无限崇敬的，因为伟大领袖就生于斯、长于斯，因为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从这里升起。
我在一个国家的整体狂热气氛中，尽情地实现自己的“自由行”。广州：不知是累了，还是被南国的花香熏得醉了，竟躺在中山大学的草坪上睡了多半天；杭州：西湖“平湖秋月”，1毛5分钱一杯龙井，由于不断地添水，最后见不到一点绿色，想起孔老夫子带着弟子吃元宵也要不断加汤的笑话，心中还挺美；钱塘江：英雄蔡永祥塑像，茅以升设计的钢铁大桥，江中畅游，可爱的孩子帮我照看衣服；上海：花3毛5分钱（半斤米饭加一大碗咖喱牛肉粉丝汤），竟可以“吃吃国际饭店”……
一个人的心境与大时代的肃杀气氛如此不熨帖，说起来有点“没心没肺”。但殊不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自己创造的最后的自由。直到今天，以后的个人空间，再也不曾有那种率性而为的感觉。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