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记得我俩是怎样拉开的话匣子。就记得他拉着我没完没了地聊，聊他读书时如何刻苦发奋的事，聊他的许多同学眼下如何如何地春风得意，还有他有病的父亲已卧床两年，以及他上大二时就交上的女朋友在他蹲山头儿的第二年就吹了……
　　
　　我俩边喝边聊，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劲儿。
　　
　　讲高兴的事，他手舞足蹈；说到工作，他是慷慨激昂；讲起业务，特别是谈到俄语，他更像遇到了知音一般，还不断纠正着我的发音；而说到父亲和女友，则满脸愁云，唏嘘感叹。
　　
　　在交谈中，他莫名其妙不合逻辑地不断插入“谢谢”二字。“谢”得我挺别扭，心想：这人没事吧？老“谢”什么呢？
　　
　　但我渐渐地理解了：只要我在听着，他就高兴，就痛快，就满足，就心存感激。
　　
　　我们要给他演几个节目，他忙摆手，红着脸说：
　　
　　“不，不，不……能有人和我说说话，我就……”
　　
　　他一时语塞，忽地转过脸去。
　　
　　很快，天要黑了，屋子里已经黑了。
　　
　　该下山了，我拔不动脚，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道别的话。
　　
　　王翻译已有几分醉意，他说话真有点像讲俄语，或干脆夹杂着俄语，打起了“嘟噜”：
　　
　　“好了！达哇利什王（俄语：王同志），好久了，没这么痛快地聊天了。斯巴细巴（谢谢），达斯维达尼呀（再见）！”
　　
　　我忽然觉得，他那一口的吴依软语此刻竟变得干脆硬朗多了。一束烛光将他那原本十分瘦削的身影投射到墙上，模模糊糊，却又很大很大。
　　
　　一瓶老白干，让我们俩喝了个精光。下山的路上，我的腿直打晃儿。纷纷扬扬的雪落在脸上，一点都不觉得冷，只感到分外地清爽。
　　
　　后来听团长对我说，王翻译非常热爱他的工作，也忒能吃苦。一个南方人，对于这里本来就有着诸多的不适，可他从未因此讲条件打退堂鼓。在山上一蹲就是三年。而他的许多同学，当初功课都不如他的，现在却在大机关或总部工作……
　　
　　我问：为什么不让别人替换他？
　　
　　团长一脸的无奈：哪有人呢？我这个团倒是有几个搞俄文的，可谁的业务也不及他。没法子，只苦了他一个人。
　　
　　我太息世事之不公平：难道就因为他业务好，就该着吃苦受罪吗？可再一想，如果我是这位团长，也只能如此。
　　
　　只等上级再分配给我们一个业务好的啦，团长最后这样感慨道。
　　
　　下山的路上，我一言不发。队员解娟忍不住问：“头儿，发什么愣？”
　　
　　我板着面孔，解娟不再说话了。路上少了我这个话匣子，大家都觉得有点郁闷。
　　
　　但我就是不想说话。我，这样一个挺有表现欲的人，突然被一种孤独情怀所笼罩，无语，木然……在以后多少次的演出或采访中，很少再目睹到那种苦行僧式的坚守。
　　
　　多少年后，再看到电视剧《暗算》，看到里面701单位独特的氛围，不禁浮想联翩：孤独的战士是不需要任何人去怜悯的；孤独的战士，只能被一种敌人打败，那就是自己。
　　
　　这位坚守在一个人的“701单位”的王翻译，不知后来怎样？有时候，我在翻看一份报纸或是听到广播里的一条国际新闻时，我就想，这其中就有他翻译提供的吧。
　　
　　多少年了，我走南闯北去过无数地方，而今已然脱去了军装，可在我的记忆里，东北几千公里边防线上永远有小金，永远有王翻译，永远有那么多我已不记得名字的战友。他们或老或小，或胖或瘦，或高或矮，或这样或那样。
　　
　　但他们有一点相同，他们都穿着绿色的军装。
　　
　　一条绿色的边防线，一道有着浓烈生命色彩的精神风景，静静地在我心里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