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间，我心中一股无名火在升腾，觉得这一切也未免太荒唐了。
“我到哪儿给你找这人去？”终于，我态度生硬地说，“你跟上边这么交代不就可以了吗？”
政工干部支棱个脖子瞪着我：“王刚同志！事关阶级斗争动向的大事，你怎么可以这样不严肃呢？你今天的态度，很不老实！避重就轻，还为反动言行开脱，找借口……”
我差点脱口而出：“你在这儿跟我装什么大头蒜……”可忍了，压了，我理解这是他的职责，或许出于无奈。可平时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说好听点儿，还算“同一战壕的战友”，出了问题可以摊开谈，又何必板起面孔来？
在这关节点，我的“坏劲儿”又上来了。我悠悠地开了口：“其实刚才说的，与其说是给我自己找借口，还不如说是给你找借口。”
他一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忘了吗？6日回来，我一进办公楼不就碰到了你吗？那条‘谣言’，不是听你亲口对我说的吗？”我一脸的无辜，扶了扶眼镜，透着很凝重很为他着想的样子。
他顿时急了，声音都变调了：“王刚同志，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开玩笑的啊……”
“这么严肃的事情，我怎么会开玩笑呢？你现在就把这个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我可以签字。”
我一脸的真诚，坦然--甚至还有点“友好”地看着他。
他像打量一个不认识的人那样看着我，那神情，说不上是痛心疾首，还是愤怒到极点，或许，还透着几分恐惧。总之，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在刹那间脸上会掠过这么丰富的表情。
我也似笑非笑看着他，心里话说：别怨我，这可是您自找的。
终于，他坐不住了，蹭地站了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
最后，他坐回在椅子上，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他摇着头：“我没想到你竟当着我的面造这个谣言。”
我也一字一顿地回答他：“我也没有想到，你忽然板起面孔来调查所谓谣言。”
最后，他让我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向上面作的汇报。反正以后再没人找我谈过关于这个所谓“谣言”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一次开会，我俩又碰到一起了。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故意板起脸问他：“还记得那次的谈话吗？”
“王刚，王刚，你可真行啊。”他哈哈笑了起来。
这一年的夏季，天儿特别地闷热。大家都说，一定有什么事要发生。果真，这一年从夏初到秋末，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当然全是大事。人们的心都是慌慌的。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了。作为一位老兵，我在心里悼念总司令。
那个月，我正好又来京参加全国调演，打听到朱老总的吊唁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
那天一大早，我就赶到那里。我是坐1路公共汽车去的。车上都是上班的人，大都一副昏昏欲睡的神态。车里弥漫着汽油味儿夹杂着被窝味儿，连售票员报站也是无精打采。我想，这就是现实生活。经历了周总理逝世，体验了“四五”事件，北京人似乎累了，麻木了。
到了文化宫，才7点多钟，太庙大殿前却已经来了不少人，大部分都列着队，显然是单位组织来的。只见一些戴黑袖章的人脸上毫无表情地东跑西奔忙乎着。
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人越来越多。
吊唁堂设在二殿，我从大门外搁置的几个装满白花的大篓子里拿出了一朵，小心翼翼将小小的白纸花儿别在了胸前。
等了一会儿，终于开始了。我随着长长的吊唁队伍，慢慢地往前走着。
我站在了朱老总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面前的朱老总，就如同在电影新闻片里一样的慈祥敦厚。
一切都那么平平淡淡，没有悲痛欲绝，更没有慷慨激昂，那感觉，只像邻居过世了一位老人，一位平素很受尊敬的长者。他的去世很像某个流程中的一瞬，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直觉告诉我，还有更大的事情将要发生。
普遍的怨愤，已经从周围的信号中清晰地感觉出来了。忘了是哪一个政治家说的，大致意思是：人民，其实是可以忍耐某种程度的压制的，然而，如果最温柔敦厚的民众都觉得日子没法得过且过下去，那么，火花必然会引发燎原烈火。1976年夏季的形势，到处显示着极左派越来越不得人心的迹象。那次，我们坐着大客车去参加汇报演出，演出的地点在民族文化宫。载着我们的大客车经过长安街的时候，车速突然减慢，要为“首长”的车队让路；这时候，司机师傅摇下了车窗，朝着外面驶来的小卧车破口大骂：“牛×什么呀孙子？擎等着吧，有你拉清单的那一天！”
我们听得一激灵，好大的胆子！居然公然辱骂“首长”？
我挨着师傅最近，小心翼翼地问：“跟谁呀这是？”
“刘庆棠！这孙子，也不看是什么时候？还在这儿臭摆谱！”司机半个身子探出去接着骂，“你丫不就是个跳舞的吗？还能蹦跶几天……”
原来，所谓“首长”就是政治新贵刘庆棠之类，司机肆无忌惮地骂着这个靠着跳“洪常青”而跃身为“文化部领导”的得意小人，嘲笑着他逢迎“红都女皇”调戏女演员的各种劣行。听着这些，我们又兴奋又新鲜：首都人民的政治觉悟就是高啊，硬是什么都敢说啊！而且透着痛快，透着解气！看来，“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四人帮”和极左势力确实“失道寡助”，离末日不远了。
演出的时候，铃响灯暗，鱼贯而入的于会咏、刘庆棠、浩亮等方悄悄入座，又引起一片议论声；普遍的反感和浓厚的敌意，笼罩在剧场中。我和于连仲在相声里讽刺“苏修”统治下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的笑料，也好像达到了“移情”效果。
还记得那笑话里，小朋友回答外宾的问题，一糊涂把顺序搞乱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对答：
--每天吃饭，汤盆里盛的是什么？
--星星月亮。
--晚上仰望天空能看到什么？
--牛奶面包。
……
“我到哪儿给你找这人去？”终于，我态度生硬地说，“你跟上边这么交代不就可以了吗？”
政工干部支棱个脖子瞪着我：“王刚同志！事关阶级斗争动向的大事，你怎么可以这样不严肃呢？你今天的态度，很不老实！避重就轻，还为反动言行开脱，找借口……”
我差点脱口而出：“你在这儿跟我装什么大头蒜……”可忍了，压了，我理解这是他的职责，或许出于无奈。可平时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说好听点儿，还算“同一战壕的战友”，出了问题可以摊开谈，又何必板起面孔来？
在这关节点，我的“坏劲儿”又上来了。我悠悠地开了口：“其实刚才说的，与其说是给我自己找借口，还不如说是给你找借口。”
他一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忘了吗？6日回来，我一进办公楼不就碰到了你吗？那条‘谣言’，不是听你亲口对我说的吗？”我一脸的无辜，扶了扶眼镜，透着很凝重很为他着想的样子。
他顿时急了，声音都变调了：“王刚同志，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开玩笑的啊……”
“这么严肃的事情，我怎么会开玩笑呢？你现在就把这个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我可以签字。”
我一脸的真诚，坦然--甚至还有点“友好”地看着他。
他像打量一个不认识的人那样看着我，那神情，说不上是痛心疾首，还是愤怒到极点，或许，还透着几分恐惧。总之，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在刹那间脸上会掠过这么丰富的表情。
我也似笑非笑看着他，心里话说：别怨我，这可是您自找的。
终于，他坐不住了，蹭地站了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
最后，他坐回在椅子上，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他摇着头：“我没想到你竟当着我的面造这个谣言。”
我也一字一顿地回答他：“我也没有想到，你忽然板起面孔来调查所谓谣言。”
最后，他让我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向上面作的汇报。反正以后再没人找我谈过关于这个所谓“谣言”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一次开会，我俩又碰到一起了。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故意板起脸问他：“还记得那次的谈话吗？”
“王刚，王刚，你可真行啊。”他哈哈笑了起来。
这一年的夏季，天儿特别地闷热。大家都说，一定有什么事要发生。果真，这一年从夏初到秋末，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当然全是大事。人们的心都是慌慌的。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了。作为一位老兵，我在心里悼念总司令。
那个月，我正好又来京参加全国调演，打听到朱老总的吊唁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
那天一大早，我就赶到那里。我是坐1路公共汽车去的。车上都是上班的人，大都一副昏昏欲睡的神态。车里弥漫着汽油味儿夹杂着被窝味儿，连售票员报站也是无精打采。我想，这就是现实生活。经历了周总理逝世，体验了“四五”事件，北京人似乎累了，麻木了。
到了文化宫，才7点多钟，太庙大殿前却已经来了不少人，大部分都列着队，显然是单位组织来的。只见一些戴黑袖章的人脸上毫无表情地东跑西奔忙乎着。
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人越来越多。
吊唁堂设在二殿，我从大门外搁置的几个装满白花的大篓子里拿出了一朵，小心翼翼将小小的白纸花儿别在了胸前。
等了一会儿，终于开始了。我随着长长的吊唁队伍，慢慢地往前走着。
我站在了朱老总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面前的朱老总，就如同在电影新闻片里一样的慈祥敦厚。
一切都那么平平淡淡，没有悲痛欲绝，更没有慷慨激昂，那感觉，只像邻居过世了一位老人，一位平素很受尊敬的长者。他的去世很像某个流程中的一瞬，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直觉告诉我，还有更大的事情将要发生。
普遍的怨愤，已经从周围的信号中清晰地感觉出来了。忘了是哪一个政治家说的，大致意思是：人民，其实是可以忍耐某种程度的压制的，然而，如果最温柔敦厚的民众都觉得日子没法得过且过下去，那么，火花必然会引发燎原烈火。1976年夏季的形势，到处显示着极左派越来越不得人心的迹象。那次，我们坐着大客车去参加汇报演出，演出的地点在民族文化宫。载着我们的大客车经过长安街的时候，车速突然减慢，要为“首长”的车队让路；这时候，司机师傅摇下了车窗，朝着外面驶来的小卧车破口大骂：“牛×什么呀孙子？擎等着吧，有你拉清单的那一天！”
我们听得一激灵，好大的胆子！居然公然辱骂“首长”？
我挨着师傅最近，小心翼翼地问：“跟谁呀这是？”
“刘庆棠！这孙子，也不看是什么时候？还在这儿臭摆谱！”司机半个身子探出去接着骂，“你丫不就是个跳舞的吗？还能蹦跶几天……”
原来，所谓“首长”就是政治新贵刘庆棠之类，司机肆无忌惮地骂着这个靠着跳“洪常青”而跃身为“文化部领导”的得意小人，嘲笑着他逢迎“红都女皇”调戏女演员的各种劣行。听着这些，我们又兴奋又新鲜：首都人民的政治觉悟就是高啊，硬是什么都敢说啊！而且透着痛快，透着解气！看来，“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四人帮”和极左势力确实“失道寡助”，离末日不远了。
演出的时候，铃响灯暗，鱼贯而入的于会咏、刘庆棠、浩亮等方悄悄入座，又引起一片议论声；普遍的反感和浓厚的敌意，笼罩在剧场中。我和于连仲在相声里讽刺“苏修”统治下民不聊生、天怒人怨的笑料，也好像达到了“移情”效果。
还记得那笑话里，小朋友回答外宾的问题，一糊涂把顺序搞乱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对答：
--每天吃饭，汤盆里盛的是什么？
--星星月亮。
--晚上仰望天空能看到什么？
--牛奶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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