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有两个层次。第一是人才的大规模流动:学生、教授都会进行跨国界的迁徙,哪里的条件好就在哪里落脚。第二是课程、校园跨越国界:一些大学利用自己的品牌,到处建立校园,成为高等教育的全球连锁店。
在这样的格局中,人才跨国流动的方式显然属于高层次的全球化。因为高等教育不能仅仅靠牌子,还要靠真正的教学。你受哈佛的教育,是因为你住在哈佛,与哈佛的学生做同学,上哈佛教授的课。如果在北京听北大教授的课,即使在毕业文凭上写个哈佛的名字,也根本不能算受了哈佛的训练。所以,世界一流名校,不管自己的牌子有多硬,也不愿意轻易在海外建分校,而是要把海外精英吸引到自己的校园里来。也就是说,工厂原地不动,产品遍布全球。
在这种高层次的全球化中,其实还可以再分两个等级:高等级的竞争是争夺人才,低等级的竞争是争夺学费。
所谓争夺人才,就是不惜工本地把第一流学者抢到手,不管是教授还是学生。在这方面,美国基本上一手遮天。而这也是美国建立其对世界统治的基础。要知道,当年罗马帝国的繁盛,一大原因就是被罗马征服地区的许多精英,都服膺于罗马的政治与文化传统,精通希腊、拉丁的语文和学术,成为帝国的黏合剂。如今同样的业绩正在美国重复。哈佛有些系的博士生,40%是来自国外。美国吸引外国博士生的能力,超过了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其他成员国吸引外国博士生的总和。1998-2001年,2/3在美国拿到博士的外国理工科学生表示希望留下。美国大学坚持在全球范围招聘教授。在主要大学的新聘教授中,只有7%是由本校培养的。就连为巴勒斯坦人的事业奋斗的萨义德,也在美国大学教书,并对之赞不绝口。相比之下,法国的新聘教授有50%是本校培养,在西班牙则是95%,基本是近亲繁殖。法国的学术界人士,只有2%是外国出生!这种中世纪式的狭隘,进一步映衬出美国大学兼容并包的气魄。
这种人才竞争,纯属豪门斗富,没钱玩不起,也没有人玩得过美国。几年前曾碰到一位剑桥来的教授,他对美国不仅不喜欢,而且一肚子怒气,研究的也是英国的问题。对他而言,剑桥无疑是最好的地方。但是,美国的名校一出手,工资比在剑桥多一倍,他马上欢天喜地地跨过了大西洋。许多欧洲的教授,也是这样竞相往美国跑。大约10年前,我还接待过一个研究古希腊的英国教授,著述响当当,但来游耶鲁时竟要在我们研究生夫妇寒酸得进不去人的家里打地铺,等到了芝加哥一位同行的家里一看,目瞪口呆,发誓一定要来美国教书,可惜至今未见“得逞”。研究生也是一样。我10多年前开始耶鲁的博士课程时,奖学金中的生活费是一万美元出头。如今的后辈,一年的生活费几乎是两万,外加医疗保险等,等于是一笔工作收入了。世界各地的学生,能不来美国吗?
19世纪的大学,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民族国家兴起的产物。比如美国的大学,目标是培养所谓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即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以古典训练为主干,常青藤的学生来源基本是东北部的上流社会子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美国的经济实力也不断向西部扩张。哈佛、耶鲁等名校,就面临着一个把自己从地域性、单一阶层的大学变成全国性、多种阶层的大学的挑战,扩展大学的社会代表性。这一转型的顺利完成,为美国大学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来应付当今的挑战:把全国性、西方文化的大学变成世界性、包容多种非西方文化的大学,以适应美国的全球责任。美国大学在“二战”前后吸引了爱因斯坦等大量欧洲学者,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先行一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名校,为提高外国学生在本科生中的比率上展开竞争,为此增设奖学金,把世界各地的秀异之士网罗进自己的校园。其实,不仅是大学,就是美国一些财大气粗的精英寄宿高中,也给外国高中生提供慷慨的奖学金,在非常早的阶段就开始包容世界。可以想见,这样做的目标,就是使世界各地的精英都能够参与以美国为主宰的世界秩序的建设。
烧不起钱的大学,自然无力承担太多这样的环球使命。不过,这些学校由于数量众多,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比哈佛、耶鲁这些帝国式的大学逊色。它们所争夺的,是“大学经济”中的学费。欧洲大学被政府控制,学生的学费基本是象征性的,教育费用要国家埋单。但国家又埋不起单,只好瞎凑合。比如英国的大学在欧洲是以高学费著称,水平也是最高的。但是,牛津大学每年的赤字达200亿英镑,累积的教学与研究赤字为950亿英镑。原因是牛津培养一个本科生费用为18600英镑,英国财政部只付一半。连英国都如此,其他国家就更糟糕了。没有钱,国家又不许大学收超过标准的学费,各大学就大闹经济危机。但是,收外国学生,学费是可以超标的。外国学生的学费往往数倍于本国学生。教一个外国学生,学校不仅不赔钱,而且会赚钱。所以大家竭尽全力抢外国学生,用外国学生的学费资助本国学生读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