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给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提出的直截了当的建议是：让大学体制多元化。大众化的大学教育，早已经超出了政府财政可能承担的极限。必须广开财源。政府的拨款、校友的捐助、学生的学费、企业的投资，哪一个都不能排除。同时，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化知识社会，需要多种层级、多种体制的高等教育服务。公立、私立，非营利性、营利性，课堂教学、网上教学，都必须各显精彩。各种教育制度，要在一个平台上争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这样才可能优胜劣汰，竞争出最优的复合体制。

英国著名的杂志《经济学人》最近出版了一个“世界大学概览”。这一概览，远不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那样有影响力，但是对于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大趋势、设计中国的高等教育战略，却远比后者重要。该杂志一直大声疾呼：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关键的转型期。不顺时而动，即使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也将成为历史陈迹。

世界大学的转型，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大学大众化。大学本是精英的教育机构。比如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di Bologna／University 0f Bologna）建于1088年，以罗马法研究闻名。英国的牛津大学建于1096年，剑桥大学建于1200年左右。在那样的年代，识字率甚低，上流社会也充斥着只会打仗的大老粗，能进这样的学府的，基本都是些怪僻的精英书虫。甚至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工业革命汹涌澎湃，全英国也不过4所大学。如今呢？美国的各种大学，加起来有4000所左右。在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属的成员国中，成年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已经从1975年的22％上升到2000年的41％，而且上涨的势头还在继续。高等教育已经完全平民化。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中国的高校，近十几年不断扩招，在20世纪末期大学生人数翻番。2000年大学生总数达到1100万。有人预计这个数字到2010年会达到1600万。印度也急起直追，试图和中国一道拥有世界最大的大学生人口数。

第二，知识产业迅速崛起。一场“软革命”正席卷全球。知识越来越多地代替了物质资源而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1985年到1997年间，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德国从51％上升到59％，在英国则从45％上升到51％。一流的公司，几乎1／3的投资花在研究开发、市场构筑上。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知识经济的引擎，不仅生产知识经济所需要的脑力劳动者，而且其实验室、图书馆、计算机中心等，已经成为知识经济的硬件。

第三，高等教育日益全球化。过去20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在海外大学读书的学生已经翻番，目前接近200万人。这已经占世界1亿大学生的2％。在英国，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大学生超过10万。中国学生在这个群体中占了最大份额，留英人数一度接近4万。英国一些专家甚至预测这个人数到2010年还会翻一番。美国作为吸引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入境的外国学生每年达到6万人左右。虽然“9·11”后因为签证问题国外的申请者急剧下降，但美国已经开始注意调整政策，估计未来几年申请人数还会上来。在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人数2003年增长了47％，印度学生增长了52％。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学校，正进军到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开设分校。甚至有些专家预测，不久将出现全球性的超级大学联盟，形成几家类似沃尔玛、麦当劳那样的跨国连锁体系。

第四，大学教育成为一大产业，引起了激烈的竞争，企业界跃跃欲试，要在象牙塔里开店。传统的大学已经无法维持其垄断地位。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目前世界大学生人数超过800万（这个数字比上面提到的1亿保守许多），有350万教职员。全球每年在大学上的花费达到3000亿美元，几乎快赶上俄罗斯的GDP。占全球经济总产值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