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光这么听大课、记笔记，仅仅是教育的一小半。更关键的是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我告诉学生，古希腊城邦，有雅典和斯巴达两大代表、两大传统，前者是民主的，后者是权威主义的。孰优孰劣，我让学生分成两组辩论，手把手地帮助他们分析，随时点出他们的漏洞。这是光盘替代不了的。这是教育。而这种教育，只有在小班才能进行。大课教授的人力可以省，小讨论班的教授人力不仅无法省，而且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平的基准。

仅靠科技的发展，解决不了当前的高等教育危机。维持精英教育的优异，同时又满足大众化的需求，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大学体系。在这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虽然问题重重，但相对而言还是最成功的。以上海交通大学2004年的世界大学排名而论，前20名中的学校，17所是美国大学。另外则是排在第三的剑桥大学和第八的牛津大学，以及日本的东京大学。整个欧陆，竟没有一所一流大学。除了质量占优外，美国大学奖学金、贷款多样、充足，虽然学费惊人，但这些“标价”并不是学生的实际花费。各阶层的人，通过奖学金和贷款，大致都可以享有高等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是，美国的精英教育，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麻省理工这些研究性大学，以及威廉斯、阿默斯特、斯沃斯莫尔、韦尔斯利这些小型的本科文理学院中得以完整地维持。

师生比例达7∶1、6∶1，甚至有3∶l者。同时，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又可以在一些低层级的州立大学、社区学院、营利大学、网上大学进行。反观欧洲，大学基本全由国家经营，一方面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又不许或限制大学向学生收取学费，导致了教育质量的全面下降。

全球化的竞争，已经使这种国家主导的高等教育越来越难存活。学生和教授可以在全球流动。政府想管也管不了。比如，德国的大学得不到经费，校园教室拥挤不堪。政府力图维持平均主义的大学教育，结果学生不买账，纷纷跑到英国大学中去。英国政府限制大学收费，经费不足使教授负担加重、报酬偏低，结果一流教授被美国的大学挖走。不仅政府在那里瞎指挥，而且那个指挥棒也越来越不管用了。《经济学人》给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上提出的直截了当的建议是：让大学体制多元化。大众化的大学教育，早已经超出了政府财政可能承担的极限。必须广开财源。政府的拨款、校友的捐助、学生的学费、企业的投资，哪一个都不能排除。同时，一个高度复杂的全球化知识社会，需要多种层级、多种体制的高等教育服务。公立、私立，非营利性、营利性，课堂教学、网上教学，都必须各显精彩。各种教育制度，要在一个平台上争夺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学生。这样才可能优胜劣汰，竞争出最优的复合体制。

在当今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的扩张中，中国已经处于带头羊的地位。中国大学生的增长，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比例都是世界最高的。但是，由于管理过死、体制过于单一、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在政府手里，近年来的高等教育扩张给中国大学带来的是危机而不是机会。我在近著《谁的大学》中已经论及，中国高等教育的投资，不应通过教育拨款集中在少数精英大学，而要通过教育券的手段分散到学生手里。只要学生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超过规定的高考分数线，就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教育券，用来支付学费。学校凭收到的教育券，从国家手中兑换现钱。这样，大学必须先在市场上争夺消费者，招来学生并提供了教育服务，才有要钱的资格。在这方面，对公立、私立大学要一视同仁。这样，民间资本看到有利可图，会大量进入高等教育。没有北大、清华这样的实力的民办大学，可以通过降低费用从而降低学费来吸引学生。这种低层级的大学，会给整个大学体系施加巨大的价格压力，抑制高等教育费用的上涨。真正的一流大学，也可以在竞争中产生。可惜在今天的制度下，大学没有提供教育服务，就先向政府要钱，打造自己的品牌。各大学都好大喜功，烧钱兴事，唯恐不够一流、要不来经费。这不是市场行为，而是寻租。结果是高等教育费用不断上涨，却没有人真正关心教育质量。近年来中国大学的费用在绝对数目上迅速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许多家长宁愿把孩子送到欧洲读书。这说明中国正在成为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失败者，正在丢失自己的市场份额。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怕的不是遍地野鸡大学，而是几个“一流”垄断教育资源。只有放松管制，让民间教育自由发展，中国才可能利用现在的机会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