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刚过没几天，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就已是热浪蒸涌，炎暑逼人。

此时此刻，让人感觉更加炽热的不是武汉的炎热，而是这里空前高涨的抗日激情。

南京失守后，中华民国迁都重庆，但国民政府的主要机关和军事统帅部却移驻武汉，与此同时，从沦陷区内迁的工厂 、学校也移至武汉。一时间，江南重镇武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蒋介石刚从郑州飞回武汉，还未从徐州突围的惊悸中回过神来，一个惊天的大难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5月30日深夜，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神色庄重地将一份绝密文件呈送到蒋介石的案头，蒋介石打开密件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

这是情报机关刚刚破获的日军绝密文件：5月29日，也就是昨天，日本大本营已向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和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发布了进攻武汉的预令。

预令虽寥寥数语，却让蒋介石倒吸一口凉气。

自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至今，尽管中国军队前仆后继舍身杀敌，但结果却仍然不能尽如人意。东北失守、华北失守、北平失守、上海失守、南京失守……眼见得大半个中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转眼落入了敌手。频频得手的日军，胃口越来越大，徐州会战之后，日军的锋芒，又指向了武汉。

日军的企图，早在蒋介石的预料之中，同时蒋介石也做好了保卫武汉的准备与部署。

1937年12月13日，即南京失守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胜利为目的”。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上海、南京失守后，“我们唯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应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并说“武汉重心不至动摇，国家民族才有保障，这就是我们的战略”。

1938年1月17日，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武汉卫戍司令部，由陈诚任卫戍总司令，卫戍部队共十四个师、一个旅以及特种兵一部。随后，又以七个师组成江防部队，任命刘兴为江防总司令，负责防守武汉下游的马垱、湖口、九江、田家镇等长江要塞。

徐州失守后，军事委员会又进一步调整保卫武汉的指挥机构，加强了兵力。

虽说早有部署，但眼下的武汉却让蒋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忧虑：日本大本营进攻的预令已下达，要不了多久，日军就会凭借其陆、海、空优势，向武汉发动大规模进攻，可国民政府的全部家当几乎都还在武汉，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转移来的兵工厂、服装厂以及日用品生产厂等几百家工厂几十万吨的机器设备和数十万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都在武汉，这点本来就很脆弱的工业若是落到日军手里，前方战场的武器弹药及后勤补给就会全线瘫痪。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抗日就真的成了一句空话，总不能让将士们光着膀子拿着烧火棍去抗日！除此之外，国民政府几乎所有的机关、学校、医院和数以百万计的人员，都需要尽快转移到西南大后方，而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时间！

让蒋介石稍感庆幸的是，徐州突围，他的60万大军成功地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他掐着手指算来算去，这次武汉会战，真正派得上用场的，还是这些大军。可连续征战，部队已是疲惫不堪且残缺不全，有的名义上一个师，兵力不过千把人，还抵不上一个团，这些大军的休整、补充、整训，也需要时间！

此时此刻，时间，对蒋介石来说，异常金贵，一刻千金，千金难买！

武汉不能丢！武汉若是落入敌手，这仗还怎么打？我蒋某人何以向国人交代？何以向苏联、英、美等国证明中国抗日的信心和实力，从而得到他们更多的同情和援助？

蒋介石马不停蹄，刚刚放下那份何应钦送来的绝密文件，便召来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徐永昌等军事委员会要员，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再次调整审定武汉会战的军事部署。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日本，国内战争机器高速运转，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连连得手，让这个原本就缺乏内省能力的岛国民族，进入了一种被贪欲和胜利膨胀了的癫狂状态。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福冈、神户、札幌等地的街头，到处涌动着参军参战的热潮，就连为前方将士提供性服务的“战地服务团”，也因狂热的青年女学生争相报名而人满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