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徐州后，日军不得不面对一个严酷的现实：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的抗战意志极为坚强。他们原本认为，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国的格局是一盘散沙，中国远远地落在了他们的后面。当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猛崛起，大胆引进西方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大力发展现代工业，迅速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的时候，中国这个曾让他们无比敬畏的近邻，这个四方来朝的东方大国，却还陶醉在闭关锁国的温床上。当日本军方研制并开发出88式、94式、96式战机，BR-20式重爆、97式重型轰炸机、M-25装甲车、89式坦克、航空母舰、战列舰、重洋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各种轻重型火炮以及“歪把子”、“三八”大盖、特种烟（毒气筒）等让英、美、德、意等西方军事强国也为之侧目的新式武器，并将这些武器大量生产配备至各个师团、航空大队以及舰队士兵手里的时候，连普通汽车也造不出的中国却在忙于打内战，中国各地的城头上还在不时变换着各种大旗，各路军阀们的手里还拿着过时的“汉阳造”、“中正式”、“巩县式”步枪和大刀等老掉牙的武器，为了争夺地盘和吞并对方甚至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而打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

日本大本营原以为，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军队根本不堪一击，因而在卢沟桥事变全面入侵中国时，他们曾狂妄地宣称：只要三个月即可灭亡中国！

而事实上，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让日本大本营损兵折将，恼羞成怒，在世人面前丢尽了脸面。台儿庄惨败，他们出于面子，便兴师动众发动了徐州会战。徐州会战，他们只占了一座空城，中国军队的主力却跳出徐州，让他们颜面尽失。

这个时候，日本大本营却仍然固执地认为，中国只需要最后一击便会轰然倒塌。因为根据他们的精确统计，攻占徐州后，大半个中国已经落入他们手中，其中包括中国的精华地区，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元气大伤，已不堪一击。

因此，日本大本营饿狼般贪婪的目光，又垂涎三尺地盯上了中国的中南重镇—武汉。

这个偏居一隅的短视、狂躁、急功近利而又缺乏内省能力的岛国民族，不会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浸润的古老民族，当这个民族一旦遭受异族入侵，便会表现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韧性，在这种民族凝聚力和民族韧性裂变释放出的巨大力量面前，任何入侵者都休想征服这个民族。当然，这种力量也是任何精密的仪器所无法计算的。

在日本大本营看来：武汉，多么美妙的地方！其地北连河南、南接湖南；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穿城而过，蜿蜒东去，可呼应江西、安徽两省；溯江而上，则可背靠巴蜀大后方。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政治因素，占有这样一方“九省通衢”的宝地，便可事实上摧毁国民政府，至少把它赶到西南一隅降为“地方政府”，这样有利于引诱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出来与日本政府“合作”，重新建立一个听命于它的“中国政府”。因此，日本大本营认为“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那时习惯称武汉为汉口）

基于这种战略构想，日军大本营决定转兵攻占武汉。

武汉，这座江汉平原上的“华中明珠”，这座“九省通衢”的通都大邑，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一时间，山河变色，血雨腥风，中华民族再一次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武汉，凝聚了世人焦虑的目光，牵扯着世界各国或凶残或善良的人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后世学者的多项研究表明，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长江流域的武汉会战，起于1938年6月12日日军进攻安庆，止于同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历时四个半月。中日双方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上千里范围内，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创下了中国自抗日战争以来，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牺牲最惨重的纪录。

后世学者的评价并非妄言，从战后双方解密的资料就可证实：

武汉会战，日军先后投入兵力共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5个航空团，出动空军截击机和轰炸机400余架、舰艇140余艘，共计兵力40万人。

中国军队投入兵力共120个师，作战飞机200余架，舰艇30余艘，共计兵力100余万人。

如此看来，日本天皇裕仁豁出去了！

中国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也豁出去了！（参见张洪涛著《国殇》、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