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有人提出担忧：我军徐州突围后，日军寻求与我决战的主力目前已攻占开封，逼近郑州。狡诈的日军怎会乖乖地听从我方的摆布，舍近求远，不从就近的平汉线由北向南进攻武汉，而绕至大别山或是沿长江流域由东向西进攻武汉？平汉线一马平川，利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作战。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部署岂不是一厢情愿？我们的一切努力岂不是水中捞月？

持此议者话音刚落，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轻松的气氛稍纵即逝，忧虑的阴霾重又笼罩着会场。一道道疑虑、担忧的目光，齐刷刷攒射到刚才还踌躇满志的何应钦的脸上。

何应钦面有难色，欲言又止，他看看蒋介石，又看看众将领，目光游移，如坐针毡，样子十分尴尬。

就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发话了：

“这话问得有水平！问到了点子上！这是我们无法绕开的战场现实，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战略思考！不过……”

蒋介石话锋一转，又以毋庸置疑的语气朝全场大声说：

“诸位放心，日军的进攻方向，只会听从我们的调遣，乖乖地沿大别山和长江由东向西进攻武汉，除此之外，他们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蒋介石的回答，一如其素常与部属说话的口气，还是那样的傲慢、专横，甚至还带有几分强词夺理。他的回答，显然无法消解将领们的忧虑。

于是，全场一片愕然。

众人皆醉我独醒。蒋介石要的正是这种效果。

面对着全场一道道疑虑、困惑、焦躁、担忧的目光，蒋介石不急于正面回答，而是引而不发，故意卖了个关子：

“至于日军为何会由从北向南的进攻路线，改为从东向西的进攻路线，军委会自有安排！各位就不必操心了！”

蒋介石的一番话，说得云遮雾罩，众将领如堕五里雾中。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武汉会战的最高军事会议，一连开了两天。

1938年6月6日下午，薛岳郑重地从蒋介石手中接过委任状，委任状正式任命他为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先后接过委任状的还有第九战区第二兵团司令张发奎、第五战区第三兵团司令李品仙、第五战区第四兵团司令孙连仲以及江防要塞守备司令谢刚哲等。

一切布置完毕后，蒋介石用异常关切的目光，从每位将领的脸上扫过，然后，用凝重深沉的语气说：

“说一千道一万，军委会的部署再周密，也是纸上谈兵。最后的胜利，还得靠诸位在战场上的精心指挥和士兵们的勇猛无畏、舍身用命！”

说到这里，蒋介石加重了语气：

“我在这里再次重申：军人的荣誉在战场！军人的罪责也在战场！武汉乃我们与敌最后决战之地，此次武汉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各位须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各部队须发扬我军光荣革命传统，奋勇杀敌，决不退缩。所有将士，未得军委会命令而后退者，无论何人，一律军法从事，决不宽恕！我丑话在先，军无戏言，望各位好自为之！”

大战在即，蒋介石为重申军纪，再次亮出了撒手锏：枪毙了几个作战不力的将军，其中包括兰封战场围歼土肥原时弃守兰封城的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六师师长龙慕韩。

枪声响过，诸将震动，全场肃然……

散会的当晚，蒋介石在他位于武昌珞珈山的宅邸，设家宴款待了薛岳。

薛岳走进蒋介石客厅时，新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在座。

落座寒暄之后，蒋介石首先对陈诚说：

“辞修，我把第九战区交给你了！这次武汉会战，你们负责长江南岸及南浔线一带的防守，那里地处幕阜山脉，山川险峻，河流交叉，更有庐山和鄱阳湖这两个天下绝品，其地正是藏兵布阵的绝佳之地，望你们把战区内这些自然天险用尽、用绝，牢牢把敌人拖住、困死，最后将他们歼灭！”

蒋介石话音刚落，陈诚霍地站起身来，朝蒋介石“啪”的一个立正，朗声应道：

“请委员长放心，陈诚决计殚精竭虑，周密谋划，为党国分忧！”

蒋介石满意地朝陈诚点点头。

说完之后，蒋介石又对薛岳说：

“伯陵啊，你这只老虎崽，最善打大仗、恶仗！我把你放在南浔线上，就是希望你打出威风、打出彩来！这回可千万勿蹈兰封覆辙，十万大军没能吃掉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二万余人，贻千古笑柄！”

哪壶不开提哪壶！

蒋介石一提兰封会战，薛岳顿时面红耳赤，他不顾陈诚在暗地里给他使着眼色，执意争辩道：

“委员长，兰封会战，若不是桂永清、黄杰两人临阵脱逃……”

“不要说了！”

蒋介石最容不得别人的争辩，哪怕是他的爱将。他打断了薛岳的话，正色道：

“纵观抗战以来，高级将领行动复懦，畏敌如虎，乃国军通病！望伯陵莫负本委员长重托，国难当头，当思为党国挽狂澜，建奇勋！打出一个台儿庄那样的大捷来！”

薛岳不好再说什么，赶紧起身应答。

坐下之后，薛岳心头的愤懑更是难以排解，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第八军军长黄杰临阵脱逃，若是换了别人，早成了委员长的刀下鬼，就因为他们是委员长的嫡系，却只是落了个撤职查办的处分，而让第八十六师师长龙慕韩做了替罪羊！委员长如此护犊，怎能让人心服！

薛岳嘴上没说，心头的愤懑又变成难以言说的忧虑。

薛岳想，大战在即，别的我不怕，怕就怕委员长临阵添乱。

离开武汉前夜的这顿御宴，薛岳委实吃得寡淡无味……（参见江涛著《抗战时期的蒋介石》、金桂兰/韩旭东著《中国抗日战争60件大事》、王建朗/曾景忠著《中国近代通史》）